访谈、撰文| 邸利会
责编| 钱炜
2002年7月，33岁的朱松纯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担任统计系与计算机系长聘教授，站在太平洋边，他心里隐隐感到，此生怕是要在美国长呆下去，“可能回不来了”。他想起了唐代诗人崔颢怀乡之作《黄鹤楼》中的名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没想到，2020年8月，作为著名人工智能科学家，朱松纯放下他在海外的庞大实验室（当时他名下的博士生多达37名）与科研团队，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市与科技部的支持下，组建非营利性的新型研发机构——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并担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基础科学讲席教授，引领中国在通用人工智能方向取得范式突破。
以下为《知识分子》与朱松纯的对谈，部分摘录：
朱松纯：2020年9月我刚到北京的时候，《知识分子》提出要采访我，我说等我先开展工作，干出一个模样再来接受你们的采访。这两年除了做报告，我一直没接受媒体的采访，现在感到有些事可以说了。《知识分子》：先请您聊一下家庭的教育和培养是怎样的？朱松纯：现在回想起来，我父母没有特别有意去培养我，上个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大家还整天忙于生计。上小学时，我中午放学回家，有时发现家里没人做饭，背着书包又回学校了。我母亲不识字，但人很聪明，朱姓是镇上的一个大家族，她对各种家庭纠葛、亲戚关系、人情世故很清楚，晚上坐下来她就喜欢讲家长里短，分析得头头是道，这个习惯她一直维持到老，多年来我每次回家看她，就坐在她身边，听她一遍一遍讲述小镇几百户人家的往事，我就听，插不上话。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社会，让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习俗都有较为深刻的体会，我上小学之前就懂得了这个纯朴而又充满矛盾的小社会。我父亲读过六个月的书，能看报纸，会做账。他是镇上的供销商店经理，那时候不许私营，（全镇）只有一家商店。他一生精打细算，勤恳节俭，勉强能维持一家生计。我父母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他们的善良。善良是人性中最柔弱、也是最具威力的品格。我从小对底层人的痛苦能感同身受，亲眼看到身边太多族人的悲剧，而无能为力，这也是我奋斗的动力。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时期，城市里一些有文化的人，比如教师和医生，下放到我们那里。晚上没电视，又没有什么娱乐，就聚在一起聊天，跟沙龙一样，有的时候有电，没电的时候就点个煤油灯。我从两岁开始就被我父亲带着，他晚上要住在供销商店守夜，我上小学前就每天陪着他，在一旁听他们聊天。我记得，他们聊什么中苏关系、中美关系，还有各种国内发生的大事小事，一个星期大概有两三次。等到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对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国内形势，世界局势，无意中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挺奇特的。现在的小孩可能没有这么一个环境了，当然现在的小孩可以通过手机来了解世界，但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上学后整天都在做作业，没法对自然环境、生产劳动、整个社会、传统文化、伦理、礼仪有切身的体会。所以，我读小学的时候，一上学就跟其他小孩不一样，我就开始跟我姐姐的初中同学玩。朱松纯：我的小学、初一、初二都是镇里的民办教师教的。所谓民办老师，就是农民，比如他受了伤不能干体力活了，就被照顾来当老师。我记得上初二的时候学英语，没有英语老师，代课老师把课本发下来，我们就ABCD自己在那念，背单词，老师就坐在门槛上，有些同学就在教室里打牌， 就是那种农村的纸牌，什么上大人、孔乙己。我的成绩按照老师的评判是挺好的，但老师教不了我。到了初三开始上了镇里面的一个中学，是高中部里面带了一个初三，这时候才有正规的师范毕业的老师来教我们。但课堂秩序有时混乱，老师与学生对骂动手也时有发生，大部分同学都没有什么理想追求，玩得挺高兴的。最后，等待大家的前途也就不那么妙：在镇里的小学、初中同学那么多人里面，我是唯一一个上了高中的，其他同学都辍学回家或者去建筑工地打工，好一点的去读中专、技校烹饪。每当想起我的那批中小学同学、儿时朋友，我深刻认识到，教育搞不好，是社会最大的损失！后来，我来到县城里就读鄂城一中，后来升级为鄂州高中（省重点），我是鄂州高中86届毕业生，也是第一届毕业生。我刚到高中时，成绩没法跟城里同学比，学了一个学期，期末考试，我成绩就是年级第一了。现在有个新名词，小镇做题家，我是小镇长大的，但我在小镇里没做题，进城以后开始做题了。《知识分子》：这和我们现在孩子的教育简直区别太大了！朱松纯：我们现在也许是太重视教育了。比如北大的学生高考都是佼佼者，但他们从小就习惯算分数，这就有点麻烦了。课程难，有人觉得分数绩点可能会受影响，就想退课。你说这样的学生怎么搞科研？哪有勇气去干大的课题呢？这是我们当前教育另一个棘手的问题。《知识分子》：您在科大读完本科后，放弃了保研的资格，但当时出国应该是很困难吧？朱松纯：我们当时是五年制，中科大是中国科学院直属大学，到四年级以后，就开始保研了，我的大学毕业成绩是全系第二名，能保研到中国科学院，有很多所，所里面有院士，跟他们读研究生。我事先已经读过相关导师的文章，知道他们较少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研究，所以我开始申请出国留学。其实，大学一年级开始，我就花了很多时间，不是在上课，是开始寻找一个能让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学术方向。毕业后，我们的系主任让我在实验室留着，继续申请出国，因为只有出国才有可能去研究这个问题，中国当时真的是没条件，没有导师在考虑我当时想做的人工智能那些问题。当然，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在通研院、北大、清华完全可以站到科学的前沿。但出国这一条路，当时对我这个专业来说是很难走通的。我非常羡慕学生物、数理化的同学，他们毕业的时候一个班成批就出国了，都拿了名牌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但计算机专业基本上是没戏的，因为当时中国在这个领域还很落后，而美国已经很热门了，他们很少有奖学金来给中国留学生。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普通人工资是几十块钱一个月，自费留学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但是，我觉得我非常想学这个东西（人工智能），不学的话，感觉一辈子也就没有意思了。《知识分子》：这看起来有点赌博的意思，就是想解决智能的问题？朱松纯：我觉得这是我出国的一个根本的动机，这一点我能够非常自信，也非常自豪地说，从本科开始到现在，30年来，我一直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追求人工智能统一的理论，用一个统一的框架来解释和重建智能的各种现象。我在哈佛第一年把课上完了，拿了硕士学位，然后两年半拿到博士，发了5篇顶级刊物的论文，提出了计算机视觉领域的比较经典的模型和算法。我从哈佛毕业以后，到布朗、斯坦福、俄亥俄州立等大学任职，三年多时间拿到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一直到2020年全职回到中国，我的目标就只有通用人工智能这一个。我做了几次很重大的选择，很多人都很吃惊、不理解，或者无端揣测。我做出的选择（就业、研究范式）都是围绕这一个核心的目标，别人不理解是因为他们的价值判断、社会认知与我很不相同。鄂州的一位老师送了我一幅字，“三十功名逐一统，八万里路怀家国”。这是一个真实的写照。人的选择都是由各自的价值体系决定的。对我来说，决定回国前，我考虑的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1）我是谁？我心里一直非常认同中国的文化，这是从小的环境造就的，更不用说当前国家有这个需要；2）我要干什么？这一点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不得不说，我的太太和家人，为了我的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与牺牲。我每次回老家，我母亲就哭诉，不该让我出国，她更希望我像家乡的那些同学，好让她随时能见到我。我没有考虑到我出国给她带来这么大的痛苦。《知识分子》：您在哈佛的导师David Mumford是菲尔兹奖获得者，非常有名望，但哈佛当时不算是人工智能的重镇，您从那里出来有点要“独闯江湖”的意思？朱松纯：1980-90年代，人工智能虽然陷入低潮，但是波士顿地区，包括哈佛大学、MIT、布朗大学是人工智能新思想的发源地。我导师一早就明白，计算机视觉，甚至人工智能，不是靠证明定理就可以解决的，他完全放下他的专业——代数几何，带着我去向统计系教授请教，与语言学、心理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的人广泛探讨，这都是哈佛的强项。他有时带我直接敲门，有时给我写一个字条，让我去找跨学科的大牌教授问问题，包括去找MIT、布朗大学的教授。他们都是各个领域很有思想的人，都很敬仰我导师，都热情接待我。我是1992年9月8号到哈佛上学，1996年1月18号博士论文答辩。毕业后，7月份我导师和我一起加入了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系，那里有一个广义模式理论组，大家都有非常原创的思想，这些经历奠定了我后来的学术观念。我们是最早做统计建模、数据驱动的人，一直到2009年左右，我从这个框架跳了出来。 在读博士三年级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我导师跟我吃中饭，我们两个人一个小桌子，Mumford突然说句话，他说“You will be the academic leader of your generation”，你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学术领袖。我当时吓一跳，就有点类似于煮酒论英雄那个场景。
朱松纯与导师David Mumford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这有可能给我带来麻烦。因为这个领域里面，我毕竟是后来者，前面有学术领袖了，他们一方面比较欣赏我，但另外一方面也会防着我。 谈到这个问题，人工智能的大团队都在卡耐基梅隆、伯克利、斯坦福、MIT这种大的工程学校，他们有自己的人员体系，很大的组织，我从哈佛出来的是一个小众的学派，我导师又是一个搞数学的世外高人，所以我出来是单枪匹马。毕业的时候我导师跟我说的一句话，我深有体会，他说你要去找自己的同盟军，find your allies。1997年我离开他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感动。我要告别的时候，他在外地，就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你到我办公室把一个抽屉打开，那里面有一个文件夹，你把它拿出来，是一研究项目的文件，账上大概还剩20多万美金。他说，你拿走，带到斯坦福去，你需要钱。他是搞数学的，一直就没多少经费。然后他就跟科研主管打个电话，再发邮件抄送给我，他在信中说，这笔钱在我身上能发挥更大作用。我每次谈起这事，总是感动得流泪。我导师的品格，还有我周围其他教授的言行，对我影响很大，也坚定了我的学术信念与责任感。
到今天为止，他对我回国也是非常支持，也理解，他知道我的性格。从整个过程之中，我感觉他对我的支持，非常无私，他是希望有人来解决这个理论框架问题。《知识分子》：现在有这样的提法，就是卷积神经网络来了以后，以前这些子领域，如自然语言处理、视觉等，大家都在用这个方法，这能算某种意义上的统一么？朱松纯：卷积神经网络其实是统计模型在执行层面中的一种。作为一种模型与工具，它的各种结构设计好了的确可以用到很多问题中，但这跟我们说的统一的理论框架或者是通用人工智能不是一码事。这些人没有看到整个图景，后者是我过去10多年追求的，比如认知架构、价值体系，也就是说，从“理”到“心”的范式转换。在我看来，在过去的十来年，深度学习的工作把很多学生引入了一个看似有效果的路径，但靠大数据和大算力的暴力办法来求解智能的本质问题，不符合我所了解的人类的智能机理与认知架构，这是一个需要在技术上做深入讨论才能够说清楚的事情，今天的时间不允许在这里展开，而我和我的大多数学生没有去追逐这个热潮，是需要巨大的战略定力的。《知识分子》：我注意到，您基本上是很坚持自我的，不会随波逐流，我想知道这是您性格使然，还是别的原因导致？朱松纯：这个问题我一直也没有想得太清楚。这就谈到我们今天的现状，老师、同学做科研喜欢一窝蜂上，人家在干什么，什么热门赶紧去干，就是把科研作为了一种职业，作为一个晋升通道在做，这是让我非常困惑的事情。在我的生涯中，我见过那么多的研究生、研究人员，真正的能够对科学（去搞懂问题本身，而不是做出结果）有追求、敢于追求的人可以说非常少，大部分的人把它作为一个职业，作为一个晋升的通道在看待，一级级往上爬，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爱因斯坦说做科研的人有三类：一种人是因为科研是他的强项，他就善于干这个事情；第二种人是来干一份活，纯粹就是出于功利；只有第三种人，他来搞科研是希望能够构造一个简约的、符合自己风范的一个世界的图画。这三类人都需要，我认同第三类，做科研的目标是为了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而不是说为了去拿一个什么牌子与帽子。
我放弃保送研究生，放弃斯坦福职位，放弃美国实验室；不去追逐热点，坚持走一条与众不同的技术道路，这都是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有人或者会揣测其它的原因，但我其实就是想探索通用人工智能的理论，这是我的初心。因为我想搞这个理论，我必然就要去接触应用数学、统计、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机器人等，我原来学的是计算机，我在应用数学系待过，然后在统计系当教授，也兼着在心理和认知科学系的教员，还在航天航空系带机器人方向博士生。这几十年我一直在学习，寻找一个大的全景图。现在这些经历都派上了用场，我回国后推动成立了北大智能学院，规划了一个新的交叉学科课程体系，并联合北大清华创办“通班”，由此开始按照人工智能的“初心”培养第一代“科班出身”的通用人工智能本科生。实际上，智能是极其复杂的系统，人工智能是一个非常大的交叉学科。我认为它是一门科学，2022年教育部设置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作为一级学科， 跟数理化计算机等学科平行。社会上绝大部分人还认为智能是计算机的一个分支与应用，这是很不恰当的观点。而人工智能领域，大部分人做研究只是看其中的一个很局部的小问题，看不到整个全局，很多在我看来是非常直观的事情，别人看不透，这一点也常常让我非常吃惊。一个研究人员如果缺乏对全局的了解，就缺乏对趋势的判断，造成了我们所说的打篮球的情况，就是球（热点）在哪里，赶紧去追那个球（热点）。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要追求的这些目标可能跟我整个人生的经历和性格确实有些关系。我也不是一个非常执拗或者是偏执的人，那倒真不是，在我身边长期工作的人都说我太宽容，我只是不想浪费自己的人生。我们中国是个世俗社会，我们追求的是社会影响，所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像王阳明、曾国藩这样的人，他们本来是读书人，又能带兵打仗。《知识分子》：我们也注意到，人工智能这一波热潮，我们不少人只是善于跟踪？
朱松纯：中国科研界有个说法，叫从跟跑到并跑，然后再领跑，这是过去二十多年的一个思路。中国大学真正做科研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的大学老师，基本上只能是照着人家的教科书在教。我读大学的时候，什么操作系统、编程语言，老师没法讲，没干过这些研究，只能照着外国教科书来翻译讲解。中国真正开始建设“研究型大学”是在1998年5月份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然后开始增加科研经费。你想，大部分的老师会怎么做科研呢？那只能是说，哪个地方热我赶紧去，哪个话题热我就开始教这个课。大家本来就没有自己的阵地，自然也没法坚守，这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但是，如果大家形成了一种惯性，评价标准按照这种定式来搞，那就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了。我估计一直到2010年前后，开始有更多的在海外名校任教的学者学成回来。可能生物领域好一些，因为咱们学生物的人是最早出去的，人也多，所以生物有好多知名教授就先回来了。我们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当年出去很难，但出去之后找工作比较容易，工资待遇都挺好，相对出去的晚，回来的也比较少，所以造成了我们目前这么一个状况。但我们也不能说去责备谁，现状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从科学发展角度，有一个叫李约瑟之问；后来又有钱学森之问，说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领军型的人才，这当然涉及到教育了，我也想听听您的看法，显然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大家寄予的希望是不一样的。朱松纯：这的确又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我们需要严肃对待。我在元培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做过一个报告，谈到了我对钱学森之问自己粗浅的理解。怎么样培养出领军型的、堪当重任的战略性人才，是当前历史时期尤其凸显的问题。顶尖人才培养是一个全方位的、复杂的、缓慢的过程。我跟元培的同学说，从统计意义上讲，尽管他们来的时候都是高考的佼佼者，可能是万里挑一的，但是20年、30年之后在社会上能够真正成为领袖人物的概率，可能达到1%就不错了。为什么造成这个现象？这是个统计规律，有一个中心极限定理管着。本质上就是一个选择和被选择的问题。假设你的人生一共有十个重大的选择，你选对了七八项，就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如果选对了四五项，可能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如果选对两三次，那就是回归到一般人，泯然于众生了。很明显，大部分人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随大流是对的选择，那满社会都是领袖人物了。这反过来也说明，正确的选择往往与大众的认知是相反的，逆流而动是需要超前的眼光、坚定的信念、和行动的勇气的。我当时总结了三个要素SCI：第一个是兴趣Interest，对我来说，这30年驱动我选择的，是对人工智能统一理论的追求。那么你找到你自己的兴趣了没有？兴趣才是持久的内驱力。很多人的兴趣就不在科研问题本身。第二个是你的性格。大家都往那边走的时候，你敢不敢逆行？孟子原来说过，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大部分人是没有勇气的。第三个是你的家庭，特别是配偶，他们跟你价值是否一致，是否支持你干这个事？没有这个保障，就干不长久。《知识分子》：现在很流行的看法，做科研的先把职业的晋升道路搞上去，把论文发够，把影响因子做够，就业的先实现财富自由。朱松纯：科学职业化，这个改变要追溯到二战之后，美国在二战中看到了科技的重要作用，V.Bush 写了那个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由此成立了自然科学基金NSF（1950）、DARPA（1958）等机构，推动了科学中心从欧洲移到了美国。我认为这种机制有一个巨大的副作用，就是把科学职业化了，很多不该来做科学的人都进来了，人越多，声音就越杂，就难以评价了。比如，现在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会议，每年提交一万多篇论文，会议组织者根本找不到足够的合格的人来评审！因为是双盲随机的评审，一个大教授写的前沿文章，可能就送到一个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手上来评。至少在我这个领域，大量的研究工作客观来说是无意义的，是不值得做的，也许用来练兵是可以的。但是，这些人反而成为了大多数、成为了主流。要改变这个评价机制是一个很难的事，我们希望在局部上能够做出一些修正，比如说目前国内也出台了新的政策，像我们做新型研发机构，希望引进新的管理机制，新的评价机制来做出改变，这是任重道远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进步，就像环境治理一样，几年前北京的空气很糟糕，但这几年雾霾也消失了，大多数时候是蓝天白云。关键是上面的人要下决心，找到有效的办法，下定决心来干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好的。我现在当院长，就跟青年教授反复说，我评价你的时候，不是说你有多少篇论文，多少个引用，或者是什么帽子，那些都是别人给你的评价，我有我自己的判断。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看你选择了什么样的课题，你选的课题有多大，这个课题有多大的意义？但是，我发现大家基本听不进去，这是一个社会现象，一只鸟或者一条鱼在一个大的群体运动的时候，它是看不到远方的，它只看得到周围的鸟或鱼怎么动，然后跟着动。青年学者被这个科学的群体来审稿、评项目，所以，他们基本就不能脱离这个群体的学术观和方法论，就卷在一起了。《知识分子》：我们注意到，这一次中国的大学成立了很多人工智能学院，从学科的角度，是不是一种分化的开始？北大怎么布局这个学科的发展？朱松纯：2022年9月13日，教育部公布“智能学科与技术”专业成为新增的交叉门类的一级学科，这标志着这个学科正式确立了。其实北大应该是智能学科的诞生地，2002年成立了全球首个智能科学系，最早开始了“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我加入北大后，推动北大在2021年成立了智能学院，构建了完整的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大家可能发现，这与社会认知的“人工智能”专业不一样了，其实在北大的智能学科里面涵盖了两个专业“智能科学与技术”和“人工智能”。我们认为“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是一门研究自然智能的形成与演化的机理，以及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应用的基础学科，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因此在北大把这个专业放到了智能学院开展教学与研究。人工智能专业过去一直被看作是计算机的一个应用技术与工程领域，1970-80年代人工智能热潮中代表性的是专家系统与知识工程。近年来，统计、大数据、深度学习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应用，成为本次人工智能热潮的主要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是一个赋能百业的技术。我在北大将人工智能定义为一个学科大交叉的阵地，适合放在人工智能研究院，开展智能与文理医工的大交叉研究。比如AI艺术、计算社会、智慧法治、智慧医疗等交叉研究。为支撑上述两个专业人才的培养，我们在北京大学设立两个人才培养旗舰班：通用人工智能实验班（简称“北大通班”）和北京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实验班（简称“北大智班”）。“北大通班”授予“人工智能”学士学位，特色是“文理大交叉”，目标为打造“通用人工智能战略王牌军”，培养“通识、通智、通用”的世界顶尖复合型人才。“北大智班”授予“智能科学与技术”学士学位，特色是“理工强基础”，目标为培养智能科学领域新一代领军人物，引领智能科学前沿理论与技术应用的发展。同时，依托清华自动化系，我们开设了通用人工智能因材施教计划。这三个班加在一起，每年就可以为国家输送上百名顶级人才，学生也在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开始科研实践活动。这是对国家提出的教育、科技、人才 “三位一体”战略思想的最好实践。《知识分子》：中美的人工智能，涉及到国家层面的竞争，包括产业的和学术的。有一种批评声音，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实际上学术界没有多少大的创造，包括产业界也是把国外的包括硬件的、软件框架拿过来用，中国自己的好像最后没有出来一个好的东西，您怎么看？朱松纯：几年前，有人认为中国人工智能可能比美国强，因为在应用方面我们场景多、数据多。我们首先要看清楚人工智能这个领域有多大，现在大家做的深度学习只是其中一小块而已，目前像这种研究的范式，我认为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道路上的一次战役，那么整个这场仗怎么打？是需要战略，需要有更大的地图来看。我觉得中国在人工智能和美国相比，有很多弱势的地方，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下围棋，中国在打篮球。确实很多东西都是美国的开源代码，中国的学校和公司拿来在用，那么我们需要营造一个更好的学术氛围和评价机制，使得我们的原创的东西能得到支持。
原创的东西难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除了有我刚才说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因素，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些老师也才刚刚学会怎么去做科研，历史太短，评价体系还非常的不完善，如何判断一个方向的真正价值？你搞一个前沿的项目去评的时候，评的专家可能觉得你不对，这搞的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大家都在搞这个，你怎么去搞那个？很多原创的想法就会被那些非原创的人给灭掉了，因为他们是绝大多数，多少年来日复一日就形成了思维的惯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向美国学习，比如他们科研项目管理机制，美国有一批资深的项目经理，他们自己不做科研，或者是退下来了，没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对所在领域的科研人员、思路、流派、国家需求，都有深刻的了解。战略性的项目由他们选课题立项、选首席科学家、选团队，而不是交给同行专家来立项与评审，这种机制避免了专家既是裁判员又是领队、教练员、运动员的情况。一流的运动员不一定是一流的裁判员，一流的裁判员不必是一流的运动员。自我回国两年多的感受来看，国家在这方面改革的魄力是非常大的。比如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就是一个全新的研发机构，探索新型的科研模式。国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大力推动教育科研人才“三位一体”发展战略。这需要科研与教育工作者把握时代脉搏，广大学生、家长、配偶，乃至全社会共同努力，营造一个鼓励原创科研与前沿探索的社会大环境。
追求科学之美，崇尚原始创新
《知识分子》：过去一年，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人工智能，您怎么看待这一热潮？朱松纯：因为我一直念念不忘大一统理论，智能也是各种现象（认知智能、感知智能、具身智能、心智、社会智能等等），跟物理学中的各种现象（光、电、磁、重力等等）是类似的。我就相信在这么多复杂的、说不清楚的现象背后，一定有一个非常简单很美的数学理论， 这是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所共有的。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思考这个问题，三十多年过去了，到今天仍然还相信，这是为什么我后来搞通用人工智能AGI。 现在搞人工智能很少有美感的模型，一些AI“大模型”有点丑陋，这些模型是什么，都还说不清楚，更不要谈美感。
我认为AGI一定不是一个几万亿参数的大模型能够做出来的这么一个说不清楚的东西，一定是一个非常美的、简单的东西。 你要相信这个东西一定要存在，所有的科学都是追求用最简约的模型来解释纷繁复杂的现象。
《知识分子》：当下，人类科学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中国能有什么样的作为？朱松纯：我相信现在科学的前沿确实是在往信息科学、智能科学转移，从物理空间转向信息、思维和认知的空间，在这些新的空间，它们的复杂度和模型，和物理的模型显然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希望成为一个世界的科学中心的一个机会。
我们希望北京建成世界的科创中心，这个科创中心必须有原创的思想，原创的技术路线提出来，不能说跟着人家的大模型、AlphaGo跑，那是永远也不可能建成一个世界科学中心的。 我们要有这种胆量、气魄与定力， 在新的科学花园中去构造自己的理论，有可能我们这一代人也只是做一个转移和铺垫，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做成领先世界的成就，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或许我们有机会做出可以贡献给全人类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