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主编、北京大学教授饶毅

演讲｜饶毅

整理｜陈晓雪

●　●　●

饶毅：也谈科学家为何看重荣誉的归属

爱因斯坦在评价物理学家普朗克的时候，曾经将科学家分成三类：一类是他推崇的，但他说没有单一答案；一类是用脑进行实用目的的工作，褒义翻译是有应用价值、贬义翻译是功利主义；另一类是用自己的特长进行竞技以显示自己智力高超作为愉悦。爱因斯坦不推崇的两类是绝大多数科学家的实际情况，他们一般当然在乎荣誉。

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在乎科学荣誉、在乎社会的认可。否则，伟大的男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何必屈就自己去领诺贝尔奖？

女科学家居里夫人一家也对得奖乐此不疲。她与丈夫领了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她独自领了1911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她的大女儿、大女婿领了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二女儿的丈夫于1965年从美国驻希腊大使转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主席，碰巧得以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领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1911年那次化学诺奖委员会主席建议居里夫人因为做第三者的事情暴露而自愿不去领奖，居里夫人驳回了其无理要求。居里一家不厌其烦6人次领奖，只有二女儿没领过诺贝尔奖，活了102岁，2007年10月22日才去世。可以开玩笑，不领奖有时与长寿有关，如果你是居里家庭成员的话。

外国科学家如是，中国科学家也奇葩。如果大家读3月19号《知识分子》微信公号介绍袁隆平先生的文章，会发现里面的故事。记者问他，您最在乎哪一个荣誉？袁隆平说，中国工程院院士。（详见《辞去政协职务的“85后”袁隆平干什么去了？｜多图首发》）如果工程院院士们听到这句话，他们会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袁隆平接受院士称号是对院士荣誉的肯定，而非相反。

有人拒绝过诺贝尔奖。1958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受苏联政府威胁，如果去领奖有可能无法回国而被流放。1973年，代表越南参加巴黎和约谈判的黎德寿，拒绝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其实要是换了其他西方自由主义人士也不会愿意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对印度支那人民犯罪的凶手之一，共同领任何奖。或许真的因为不要荣誉而不领诺奖的只有一位——让·保罗·萨特拒绝了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迄今没有一个科学家拒绝过诺贝尔奖，虽然不乏听到一些获得诺贝尔或其他荣誉的科学家号称不在意得奖。

在意得奖，与功劳的归属有关。对正常的人来说，当然在意功劳归属。不仅常人如此，伟大如牛顿，也不亦乐乎与人争科学功劳。他与物理学家胡克多次争论。在争论万有引力谁先提出的过程中，胡克写信给牛顿说，我以前开创了这个工作，后生的你为它添砖加瓦完成了，挺好的。牛顿怒火万丈，是啊，我做工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种极端恶毒的话被流传为谦虚伟大的话，原因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句话发生的上下文，也不知道胡克本人体型不佳。牛顿不止在私信中含沙射影，而且上任皇家学会会长后，抹掉胡克的记录，现在没人能找到胡克的画像。牛顿跟胡克结冤还不止这一个。在光学方面，牛顿也与胡克争论。牛顿决定等1703年胡克去世以后，才在1704年发表自己的光学书。很多人知道牛顿与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争论微积分的发明权。牛顿当了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以后，组织一个皇家学会12人委员会，由他们来判定微积分是本国皇家学会的会长发明的、还是外国的莱布尼茨发明的，结论当然是可以预见的。后人重新看当时写的过程，发现上面有会长的亲自修改。

科学家之所以在乎荣誉，在乎功劳归属，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我们都是进化的产物，包括小动物都是是物竞天择。如果一个动物做了很多事情，却吃不到东西、得不到交配权、没有睡觉的地方，那么很多动物，包括人都要不干了。在乎功劳、在意荣誉，是人类文明发展后的延伸。否认这一点的人，不是精神病，就是虚伪。

不过，如何取得荣誉是另一回事。

我们今天的《辛酸与荣耀》，写的主要是两位科学家，一位是1940年代从中药中提取抗疟分子常山碱的张昌绍教授，一位是1970年代从黄蒿或青蒿中提取青蒿素的屠呦呦。从两位做抗疟药过程中的研究工作可以推断，他们当时不可能是为了荣誉，因为当时没人可以想象他们能得到什么荣誉。

张昌绍先生出生于小学老师的家庭，他在上海医学院毕业以后留校不久到英国读研究生，在伦敦获得药理学博士学位，短暂地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于1941年回到战争中的祖国。这时他不再继续神经药理研究，而是研究新的抗疟药。

我们国家大批人口从疟疾低发区进入疟疾高发的西南地区，疟疾患病率增加，同时我国也有军队在疟疾高发的缅甸参战。当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以后，控制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金鸡纳树，也就控制了金鸡纳霜（奎宁）的来源，这样我国和美国、英国等其他盟国的军队，饱受疟疾肆虐而需要积极研发抗疟药。大家预期美国、英国研发出新型的抗疟药，而中国发现抗疟药是出乎意料，这应该归功于张昌绍和他的学生、同事，以及当时中国大后方的其他一些科研工作者。

张昌绍课题组报道中药常山单味药有抗疟作用，确定不需要复方，张昌绍课题组与化学家赵承嘏、高贻生等合作，从常山提取出化学分子常山碱和常山新碱，并证明单体化学分子可以有效地治疗疟疾，他们也确定了常山碱、常山新碱的分子式。他们第一篇中文文章发表的常山碱的分子式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他们的第一篇英文文章，把常山碱的分子式写错了两个氢原子。

美国空军曾运五百磅常山给大学和药厂进行研究，加州理工学院的美国教授也拿到了常山碱，但落后于中国。在中国第一篇英文写错了两个氢原子情况下，他们的第一篇文章写了正确的分子式。他们重新给常山碱新的英文名称。本来大家是合作竞争，而不是互相恶性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科学家居然很不大度，在自己的发现落后于中国的时候，还要改个新名字，争抢归属有点过分。今天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的研究人员还在研究常山碱，药物所的创始所长是常山碱的先驱之一赵承嘏。可惜的是，药物所的研究人员在英文论文里用的是美国人为常山碱取的名，而不是张昌绍和赵承嘏取的名字。

张昌绍先生等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兢兢业业，做出了重要的发现。常山碱、常山新碱没有被普遍用作抗疟药的原因在于其催吐的副作用。但是，张昌绍等从中药找抗疟药的整套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被重复。

1967年12月20日，张昌绍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自尽。

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饭店，中国正式开启的523计划是要找到抗疟的各种方法，包括找治疗疟疾的药物。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新的科学家进入抗疟的领域，包括比张昌绍低一辈的屠呦呦先生。屠呦呦在北京医学院的导师楼之岑也是留英回国的博士，五十年代曾研究过常山。张昌绍、楼之岑那代人除研究外，还做了重要和扎实的教学工作，培养了屠呦呦等大学生。

1950年代的大学生，虽然研究背景少于当年留学获博士的一辈，但他们也有一些人在有机会的时候拼命工作。屠呦呦先生认真、扎实、努力工作，是她这一代科学家的典型代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之所以要找抗疟药，与美国入侵越南有关。中国先后派了三十多万军人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中美双方军队因为疟疾减少的战斗力多于用枪炮杀伤对方的作用，所以双方都有很强的动力找新的抗疟方法。中国居然又在美国之前找到了新的抗疟方法。当然，青蒿素来不及用于即将结束的越战，但对全世界——特别是贫穷地区——治疗疟疾带来了福音。

从张昌绍到屠呦呦，我国两代科学家前赴后继，做出了重要的工作，说明我们国家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如果很努力、很认真、很扎实，也可以做出有利于我国人民的贡献，也能造福人类。

张昌绍先生代表这本书的辛酸，他虽然对中国做了重要的贡献，但最后含冤去世。

屠呦呦当时也不可能是为了荣誉。但工作做出以后，参与523以及青蒿素的很多人，长期对功劳归属有比较辛酸的争论。2015年屠呦呦获诺贝尔医学奖，当然是对中国科学发明的肯定。是不是功劳归属到此就结束了，还是继续会有争论，在座的很多人还足够年轻，以后可以观察或见证。

我和黎润红、张大庆写的这本书公正地记录了核心科学家和核心科学工作。

我们希望，读者认同这本以科学精神和历史事实反映中国正能量的书，是中文书籍中最值得收藏的，没有之一。

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 李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