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大流感，从未离去
图源：pixabay
撰文| 接舆
责编| 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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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刚刚过去，流感又来了。
根据北京疾控中心本月22日发布的《疫情周报》，2月13-2月19日，北京市的流感病例数已超过了新冠。北京、上海、浙江、天津等多地均有学校因学生患甲流而停课。不少甲流患者在药店抢购奥司他韦，部分药店已出现断货……
这几乎是笼罩在新冠疫情下三年以来的第一次，人们意识到，发烧的不止是新冠，还有流感。
大部分人并不了解的是，甲流病毒本身便非籍籍无名之辈，根据2005年人们复原的1919大流感病毒基因组的数据，今天反复出现的甲流病毒正是那场世纪大流感元凶的后代。
百年前，流感的全球大流行变成了季节性流行病，然而，病毒并没有逝去，而是不断地经历着变异重组，徘徊在这个星球上，伺机寻求着一场新的大流行……流感如此，新冠也如此。
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传染病
如果单以“夺走人类生命的效率”这个指标衡量，1918大流感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传染病。在1年多的时间里，这场可怕的传染病杀死了世界上至少5000万人，甚至有专家认为它造成的死亡超过了1亿。考虑到百年前的全球人口密度和交通能力，这个数字足以令今天的我们感到不寒而栗。
那次大流感甚至对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持续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18年11月11日，这或许并非偶然。或者可以说，战争带来的人口流动促进了流感的全球流行，而流感则以其巨大的杀伤力反作用于人口流动。除此外，有记录显示，缠绵几年的瘟疫，与会高层染病，都一定程度地影响到了战后的谈判，从而影响了之后的整个世界格局。
事后回看，从1918到1920，三年间，1918大流感经历了三波感染潮。
历史学家、作家约翰•M•巴里在他的《大流感》一书中写到了第三次感染潮到来前，在曾一度被认为“对抗秋季流感最有成效”的旧金山，人们几乎开始庆祝胜利，“以为自己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制止了流感。然而，他们错了。口罩没有用，疫苗也没有用，只是这座城市非常幸运而已。两周后，第三波流感袭来。尽管在最高峰时的死亡人数只不过是第二波流感杀死人数的一半，却仍使这座城市的最终死亡率成为了西海岸之最”。
而这种希望与绝望交织的背后，则是整个疫情期间，人类在感染后产生的免疫力与病毒突变的不停歇的博弈。
大流感过去10年之后，人们对美国乃至全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做了一个谨慎而全面的科学分析，并确认：“在大流感后期，原先典型性流感引发的机能障碍或器官损害已不再多见，继发性感染造成的损伤更为明显，地域间的差别也突然显著起来……”到了后期，“积水”的肺脏”、病患因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而很快死去，变得“相对少见”。
在《大流感》中，巴里写道：“流感暴发得越晚，其毒性就越低……不过，那些后受侵袭的地方，更容易被攻入。”
“初期的病毒更凶猛而致命，成熟后则变得比较温和……一个地区暴发流感的时间与其致命性之间确实存在一定关联。即使病毒变得温和，它仍能致人于死地，而且死亡率很高……即使（美国）西部和中部的死亡人数比不上费城和新奥尔良，死者仍然是成堆成堆的。”
从未离去的病毒
1918大流感是如何结束的？记忆在战争与疾病造成的混乱中模糊，几乎找不到什么清晰的记录，但有些东西却是仍是可以追溯的，比如：病毒去哪里了，它是悄悄藏起来了，还是变弱了隐藏到了人群中？甚至，它们是如何变弱的？百年间，流感反复肆虐，究竟是同一类病毒表演的连续剧，还是不同种类病毒的轮番表演？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且大概只有一个办法，找出1918-1919年大流感的真凶，然后与其后的病毒进行对照，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自然一目了然。
早在1951年，年轻的瑞典学生约翰·哈尔丁（Johan Hultin）便开始尝试寻找1918年大流感的罪魁祸首。当时他想到，在阿拉斯加的冻土层里保存着大流感受害者的尸体，如果能成功挖掘出这些尸体，并从中提取到病毒样本，那么就可以揭开大流感的秘密。但非常遗憾的是，哈尔丁失败了，他挖掘出了5具尸体，却并没有在其中发现具有致病力的病毒，哈尔丁也没能拿到自己的博士学位。
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哈尔丁成为了一名病理学家，并平平稳稳地度过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只不过，年轻时代的梦想仿佛不灭的火种，总有一天会重新燃起。在退休之后，哈尔丁无意间读到了美国科学家陶本伯格关于流感病毒的著作，于是他给陶本伯格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几十年前的探险活动。
此时，陶本伯格正苦于没有合适的样本进行研究，哈尔丁的来信正如雪中送炭一般给他带来了希望，于是他马上写信鼓励哈尔丁，一定要再次进行探险，人类对于流感的认知可能因此而改变！哈尔丁得到了这样的鼓励，立刻决定要单枪匹马、自费完成这项工作。
就这样，在1997年，72岁哈尔丁再次来到了阿拉斯加，在冰天雪地里奋战了3天时间，终于挖出了一具女性患者的尸体。哈尔丁小心翼翼地对她的肺组织进行了取样，并用三种不同的载体将标本寄给了陶本伯格，至此，认识流感病毒的事业终于出现了新的契机。
在哈尔丁所收集标本的基础上，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纽约西奈山医学院、马里兰州军事病理研究所和美国农业部进行了联合研究，他们试图复制1918-1919年的流感病毒，因为这样可以解答关于流感的很多问题，也可以找到防控流感的更好方法。
最终，2005年，探究团队宣布复制大流感病毒成功，这种可怕病毒的基因序列也被公诸于世。病毒学家看着这份基因系列不由地发出惊叹，它看起来实在是太…不起眼了。之所以不起眼，正是因为它和这些年来反复出现的流感病毒差别太小，这也正说明了一个事实：1918-1919大流感其实从来没有离开，它只不过是改头换面，以相对温和的姿态盘桓在人间而已。
换句话说，今天我们遭遇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流感病毒，正是造成了那场致命大流感的病毒的后代。
高悬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当1918-1919年大流感结束的时候，无数人都认为这场噩梦终于画上了句号，但事实是，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个至今尚未写完的省略号。在此后的100余年时间里，流感这把利剑始终高悬在人类的头顶之上，总在人类不经意之间，它便会展露锋芒。而这样反复出现、流行的过程也在时不时地提醒我们，传染病并不会自己退出历史舞台，每一种传染病都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和我们共存。
1957年，流感侵袭了香港、英国和美国，并最终在全球造成大约200万人死亡。1968年，流感源于香港并迅速扩散至东南亚，此时美国正深陷越战的泥潭，而从越南回国的士兵将疫情带回了美国，随后再次席卷全球。
1976年，流感再次出现在美国，对流感心有余悸的美国人立刻感到了无与伦比的恐惧，尽管并不确定这次流感可能达到的规模，但是美国举国上下作出了极为激烈的反应。无论疫情的实际伤害如何，这种恐惧感却是实实在在的。
而到了1997年，就在哈尔丁去阿拉斯加挖掘冻土的那年，一名香港男孩死于禽流感，随后又有十几人死于同样的疾病，为了尽快了解香港发生的事情，世界卫生组织派出了流感专家福田敬二博士亲赴香港。
起初，福田博士认为禽流感感染人类并导致死亡是不合常理的，但是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证实，这种看似不可能的情形恰恰就是真相，流感病毒又一次地从动物来到了人身上。接下来，香港政府开始大规模扑杀禽类，以控制此次疫情流行。值得一提的是，时任香港卫生署署长的人是陈冯富珍，正是在此次控制流感疫情的过程中，她积累了应对重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
在过去的一百年来，徘徊在人间的流感病毒几乎被认为是一个最为重大的公共卫生威胁。当时的一个假说认为，流感每隔90-100年便会经历一次大流行。于是，到了2009年，流感疫情出现没多久，世界卫生组织就将预警级别提升至了最高级别：六级。
事后来看，当时的谨慎也许只是虚惊一场，然而，在流感面前，再怎么重视也并不过分，因为今天的人类社会，在这类呼吸道传染病面前，并没有变得更强大，反而，也许更脆弱了。
在《大流感》中，巴里提到，时至今日，即便在发达国家，一场流感所导致的后果可能比过去更严重，因为今天的世界，免疫系统受损的人较百年前多得多，这些人中，包括老人、接受过放化疗的癌症幸存者、移植受者、HIV感染者等等。这些病毒面前更脆弱的人，今天的数目更多了。而另一方面，国际贸易的扩张，为病毒的迅速传播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在病毒面前，走过了百年的我们，变得更脆弱了。
在这种背景下，料敌之先的防控措施几乎是避免大规模死亡的唯一途径。对于流感这类疾病，无论何种程度的重视都不为过。
疫苗悲歌
大流行中，免疫屏障，无疑是影响疾病后果的重要因素，而这种屏障的获得，可以是自然感染，也可以是疫苗。
在人类对抗传染病的漫长岁月里，疫苗是人类所拥有的最强大、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在使用这一武器的过程中，人类也走过了很多弯路，尤其是在接种流感疫苗的过程中，疫苗接种曾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这同时也为未来我们制定疫苗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正如前文所说，1976年美国上下对流感疫情作出了极其剧烈的反应，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2月4日，一名叫做戴维·刘易斯的士兵在训练之后不久出现了肺炎症状，几个小时后便死于非命。很快，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确定他死于流感，从此便掀开了恐慌的序幕。
在刘易斯去世之后大约1个月，美国政府便决定加快生产流感疫苗，并进行大规模接种。但是不得不承认，尽管自从爱德华·詹纳发明牛痘疫苗以来，疫苗是人类对抗传染病有效的武器，但是对于疫苗的质疑从来都不绝于耳，直到今天，反对疫苗的人也为数众多，尽管他们并没有切实的证据。
是否要大规模接种流感疫苗呢？这个艰难的选择题被摆在了福特总统的面前，而两位举足轻重的科学家坚定了福特总统的信念，他们便是乔纳斯·索尔克和阿尔伯特·沙宾。此二人发明了脊髓灰质炎疫苗，当时在医学界的地位正如日中天。在他们的劝说下，福特总统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全民接种流感疫苗，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流行。
但是，事情并不像福特想象得那样顺利。自从10月份开始接种以来，陆续出现了并发症，特别是格林-巴利综合征，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并发症和接种疫苗有关，但是反对疫苗的声音还是越来越大。
接下来便是可以预料的大批诉讼。到了1980年，索赔案件达到了3900多项，赔偿金额高达35亿美元，美国政府断断续续到上世纪90年代才全部赔付完成。更重要的是，这次巨额赔偿让疫苗生产厂家心有余悸。从此以后，它们对流感疫苗制备技术的改进就再也没有了动力，几十年前用鸡胚胎制备流感疫苗，几十年后依然是采用这样的技术。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案例在前，在今天我们制定公共卫生政策的时候，决策者会更加谨慎，决策之前会考虑得更加周全。
但我们也更应该看到，即便在防控流感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惨痛的教训，疫苗依然是我们今天对抗流感的最有效武器。因为流感病毒的变异速度快，每年都需要提前对下一年的流感病毒株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制备疫苗，大家只要每年按时接种流感疫苗，就可以形成有效的保护。
就这样，人类对于1918-1919年的大流感从陌生到逐渐熟悉，虽然直到今天对于流感，人类依然有很多不甚明了的事情，而流感本身也始终像柄利剑悬在我们的头上，但是通过科学理性的认识，通过对于疫苗的充分利用，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流感和其他所有的传染病一样，可防、可控，并不需要为了它产生恐慌情绪。
以科学的态度坦然面对，就是我们对待传染病最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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