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沃森：一个杰斐逊难题
撰文丨沃尔特·艾萨克森
像在冷泉港举行的大多数会议一样，沃森出席了 CRISPR 小组的首场会议。他坐在礼堂前方一幅自己的巨型肖像油画下听杜德纳发言。杜德纳讲述了自己 1987 年夏天作为研究生首次到访冷泉港的情形。当年，在杜德纳做报告期间，沃森也坐在礼堂前方。杜德纳当时十分青涩，紧张不安。报告内容是关于某些 RNA 如何进行自我复制的。在 2015 年的这次会议上，杜德纳结束了关于CRISPR 的报告后， 沃森按自己近 30 年前的做法，上台说了些赞美之词。沃森说，推动人类基因编辑科学进步至关重要，其中就包括增强智力。对于在场部分听众而言，他们感到此时此刻颇具历史意义。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大卫·金斯利（David Kingsley）拍下了沃森和杜德纳交谈的照片。
路易斯·米勒（Lewis Miller）创作的沃森冷泉港油画肖像
但是，在我于 2019 年参加会议期间，沃森并未坐在他通常就座的前排位置。获得诺贝尔奖 50 余年后，沃森遭到驱逐，不能参加会议。沃森的肖像油画也不见踪影。现在，沃森被判终身流放，与妻子伊丽莎白共同生活。两人住在一座名叫巴利邦（Ballybung）的宅邸内。宅邸具有帕拉第奥风格，位于校园北端，死气沉沉的。两人在那里过着高雅精致又饱受折磨、与世隔绝的生活。
沃森的麻烦始于 2003 年。那一年是沃森与克里克共同发现 DNA 结构 50 周年。沃森为此接受了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和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 供拍摄纪录片使用。沃森说，有朝一日，基因工程应该用于“治愈”低智商群体。他说：“如果你真的愚蠢迟钝，我会将这称为一种疾病。”此举反映出沃森对 DNA 解释人类本质的力量深信不疑。也许，之所以产生这种信念，还因为沃森从自己影响后世的科学发现中所产生的自豪， 以及每天与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的儿子鲁弗斯共同生活而产生的焦虑不安。沃森问：“智商排在最后 10%、真正遭遇困难的人们，甚至连完成小学学业都费尽周折，原因何在？许多人会说：‘这是由贫困之类的问题造成的。’也许原因并非如此。因此，我想要让人们摆脱智力低下的状况，帮助位于最后 10% 的群体。”仿佛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引发足够多的争议，沃森还补充道，还可以使用基因编辑改善人们的外貌。他说：“人们说，如果我们让所有女孩儿变得漂亮迷人，那将糟糕透顶。但我认为，这么做棒极了。”
沃森认为，自己是一名政治进步派人士。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注1]，沃森均予以支持。沃森坚持表示，之所以提出关于基因编辑的主张，是因为自己希望改善遭遇不幸群体的处境。但是，正如迈克尔·桑德尔所说：“沃森所言含有大量内容，让人感觉到过去优生学的意味。”鉴于冷泉港实验室具有煽动这一优生学意味的悠久历史，从冷泉港传出的这一声音产生了尤为恶劣的影响。
沃森对智力的评论虽然颇具争议，但是他于 2007 年将其与种族联系在一起，进而越过了界线。同年，沃森出版了另一部回忆录《不要烦人》（Avoid Boring People）。他旨在用这一表达提供两种解读，“烦”（boring）既可以作为动词，也可以作为形容词[注2]。他不愿让别人感到无趣，也许他生来便是如此。他喜欢模糊表达未经慎重考虑、易激发争议的意见，同时伴有嗤之以鼻和冷嘲热讽。作为新书宣传活动的一部分，沃森接受了自由科学记者夏洛特·亨特- 格鲁伯（Charlotte Hunt- Grubbe）的系列采访。当时，亨特- 格鲁伯正为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撰写沃森的简介。在这一系列采访中，沃森的所作所为点燃了人们的不满情绪。他总是发表出人意料的言论，这一次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亨特- 格鲁伯曾是沃森的学生和网球搭档，曾在冷泉港与沃森一家生活了一年。
最终，从沃森家中的图书馆到当地餐厅，再到朴诺俱乐部（Piping Rock Club）的草地网球场，亨特- 格鲁伯跟踪采访沃森，完成了一篇毫无特色的专题报道。在一场网球比赛结束后，沃森对自己当下的生活进行了反思。“我依然在思考，在我有生之年，我们能否找到导致心理疾病的基因，我们是否能在十年内治愈癌症，我的网球发球水平能否提高？”在亨特- 格鲁伯 4000 字的文章临近收尾处，她即兴写下了沃森对种族的一些反思：
沃森说，自己“生来便对非洲的前景感到悲观无望”，因为“所有社会政策均基于非洲人与我们智力相当这一事实，而所有检测结果都表明，非洲人的智力与我们的并非旗鼓相当。我知道，这是一个烫手山芋”。沃森希望人人平等，但是，他也反驳道：“不得不应付黑人雇员的人会发现，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
该篇报道掀起轩然大波。沃森被迫辞去冷泉港理事职位。但是他暂且获准随时可从自己位于校园山顶的家中下山，参加会议。
沃森设法自圆其说，表示自己对含沙射影指出非洲人“一定程度上存在基因劣势‘感到’羞愧”。实验室发布了一份事先准备的声明，沃森在声明中补充道：“这并非我的本意。更为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沃森发表的道歉声明存在一个问题：实际上，这就是他的本意。按照他的行事风格，如果他不道歉，他在以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麻烦。
2018 年，沃森 90 岁之时，围绕他的争议似乎已经平息。沃森在校园礼堂庆祝生日，同时庆祝自己来到冷泉港及与伊丽莎白结婚 50 周年纪念。庆祝活动是一场音乐会，主要演奏者为钢琴家伊曼纽尔·艾克斯（Emanuel Ax）。在艾克斯演奏完莫扎特的曲子后，一场庆祝晚宴随即开始。这场义演筹集了 75 万美元，并以沃森的名义捐赠给实验室，用于教授职位所需相关费用。
沃森的朋友与同僚努力保持了微妙的平衡。沃森获得了现代科学最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的殊荣。人们默默忍受了他在其作品和对话中的污言秽语，谴责其针对种族智力的相关言论。有时，在这几个方面保持平衡并非易事。沃森的庆生活动结束几周后，在一场于校园内举办的遗传学会议上，有人请埃里克·兰德尔向坐在观众席中的沃森祝酒。兰德尔说，沃森“有自己的缺点”。但是，兰德尔以自己热情的方式，就沃森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的领导力，补充了一些友好的评论，称赞沃森“推动我们所有人为了人类福祉，探索科学前沿”。
这次祝酒引发了强烈反应，在推特上尤甚。此前因在自己的文章《CRISPR 英雄》中极力贬低杜德纳和沙尔庞捷的作用，兰德尔已遭到口诛笔伐。这一次，面对人们对其祝酒的强烈反应，兰德尔表达了歉意。在致其董事会同事的公开记录中，兰德尔写道：“举杯向沃森祝酒是错误之举，我对此感到抱歉。我不接受沃森卑劣的观点。因为科学界应该欢迎所有人，所以他的观点在科学界没有立足之地。”兰德尔补充了一个隐晦的评论，提及自己曾经与沃森的一段对话。其间，两人谈了关于各自研究所犹太捐赠人的看法。兰德尔说：“我长期听着沃森发表令人生厌的评论，对于与他的任何形式的来往所带来的破坏，我本应保持敏感。”
兰德尔坚称，“以任何形式与他来往”是错误之举，以此暗指沃森反对犹太人。这令沃森怒火中烧。沃森情绪爆发，他表示：“在人们眼中，兰德尔就是个笑话。首先，我的一生充满了我父亲对犹太人的热爱，此外，我在美国所有的好友都是犹太人。”接着，沃森以一种表明自己不会减轻批评的姿态，向我强调了他的观点：从基因角度而言，与其他民族相比，在北欧生活数世纪的德裔犹太人更聪明。沃森通过列举诺贝尔奖获奖者所属民族来支持这一观点。
纪录片也探讨了沃森的种族言论所产生的争议。约瑟夫·格雷夫斯（Joseph Graves）是首位获得进化生物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格雷夫斯通过调查研究，对沃森的观点予以驳斥。“我们对人类遗传变异了解颇多，知道遗传变异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绝对没有证据证明，任何人类的亚群体中存在能提高智力的遗传差异。”随后，采访者为沃森提供了一个机会，几乎以此促使沃森放弃自己此前发表的声明中的部分观点。
沃森并没有这么做。他似乎犹豫了，甚至像一个大龄小学生，无法说出该说的话，开始微微颤抖。摄影师通过特写镜头记录了这一切。沃森仿佛天生无法美化自己的想法，也无法保持沉默。随着拍摄继续进行，他说：“我希望他们有所改变，希望有新知识指出，你们的成长比大自然更为重要，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任何此类知识出现。在智商测验中，黑人和白人的平均成绩存在差异。我认为，这种差异是由基因导致的。”后来有一瞬间，沃森自己有所意识，说：“赢得发现双螺旋结构竞赛的人认为，基因至关重要。这并不应令人感到意外。”
该部纪录片于 2019 年 1 月第一周播出。《纽约时报》的艾米·哈蒙（Amy Harmon）就沃森的评论撰写了一篇报道。报道标题是“詹姆斯·沃森本有机会就种族言论挽救自己的声誉”。哈蒙写道：“他使得情况雪上加霜。”她指出，在种族和智商的关系上，存在涉及方方面面的辩论，情况错综复杂。随后，她引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的沃森的继任者弗朗西斯·柯林斯的话，表达出各方的一致意见。柯林斯说，智力研究专家“认为，黑人和白人在智商测试中的任何差异并非基因差异所致，而主要由环境差异导致”。
冷泉港实验室董事会最终决定，断绝董事会与沃森剩余的近乎一切关系。冷泉港实验室称，沃森的言论“应受到谴责，没有科学证据支持”，并剥夺沃森的荣誉头衔，将优雅可亲的沃森大型肖像油画从主礼堂中摘除。然而，实验室同意，沃森可继续住在校园里的海滨宅邸内。
这一难题引发了一个问题，该问题至少与基因编辑存在隐含联系。切除一个会产生不想要的特质（镰状细胞贫血或具有艾滋病病毒接受性） 的基因，可能会改变某些人所需的现有特性（疟疾抵抗力或西尼罗病毒抵抗力）。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我们是否能以客观公正的方式对一个卓有成就的人表示尊重，对其缺点嗤之以鼻。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于，这些成就和缺点是否彼此相互交织。如果史蒂夫·乔布斯更加友好和善、温文尔雅，他会拥有促使他改造世界、鞭策他人充分释放潜力的激情吗？沃森是否与生俱来就离经叛道、出言不逊？这是否促使他在判断正确的情况下推动科学进步，而在判断错误时又将他引入主观偏见的黑暗深渊？
我认为，不能因为人们的缺点与伟大相互交织，就原谅人们所犯的错误。但是，沃森的故事是我所撰写的故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本书开头，杜德纳获得了一本沃森的《双螺旋》。这本书对未来生物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杜德纳由此下定决心，成为一名生物化学家。而沃森在遗传学和人类加强方面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成为基因编辑政策辩论之下的一股暗流。因此，我决定，在 2019 年夏天冷泉港CRISPR 会议之前去拜访沃森。
我到达沃森在冷泉港园区内的宅邸时，沃森正坐在铺有印花棉布的扶手椅上，看上去脆弱无力。几个月前，沃森结束中国之行，返回家中。实验室并未提供车辆接机。沃森只好自己在夜色中开车回家。结果，他偏离了道路，将车开入自家附近的海湾，导致他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但是，沃森的思维依旧十分敏锐，他依然关注如何公平合理地使用CRISPR 的问题。他说：“如果使用 CRISPR 只是为了解决顶层 10% 群体的问题，满足他们的愿望，那将非常可怕。在过去几十年，我们越发向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发展。而不能公平合理地使用 CRISPR 会使形势每况愈下。”
沃森认为，有一项举措可能会有所帮助，即禁止申请基因工程技术专利。找到安全的方法修复诸如亨廷顿病和镰状细胞贫血等致命疾病， 可能依然需要大量资金。但是，如果没有专利，成为发现加强方法竞赛第一名可能会带来更低收益。如果人人都可以复制所发明的技术方法， 那么这些技术方法的价格可能更加低廉，使用范围将更为广泛。沃森说：“在一定程度上让科学发展降速，使科学技术的应用更为公平合理。我会接受这一做法。”
沃森表达了自己知道可能会令人瞠目结舌的观点时，像一个刚刚干了调皮捣蛋的事的顽童，轻蔑地哼了一声，然后咧嘴一笑。他说：“我认为，我直言不讳、离经叛道的天性有助于我进行科学研究。因为我并不会因他人认同，就直接接受某些事物。我的优势并不在于我比他人聪明，而在于我更愿意反对集体意见。”沃森承认，有时，为了使别人接受一个观点，自己“过于坦诚”。他说：“你不得不夸大其词。”
我问沃森，他就种族和智力发表评论时，情况也是如此吗？就沃森的天性而言，他似乎可以表达遗憾，但不会表示悔过。沃森回答道：“实际上，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拍摄的关于我的纪录片非常不错。但是，我希望他们并未着重强调我过去就种族发表的评论。我再也不公开谈论这一问题了。”
但是随后，沃森仿佛受到强迫，再次开始将谈话内容转入这一话题。他告诉我：“我无法否认自己坚信的观点。”他开始讨论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智商检测方法、气候影响，以及自己在芝加哥大学进行本科学习期间，路易斯·列昂·瑟斯顿所教授的智力因素分析的内容[注3]。
我问沃森，他为什么认为需要说出这些话？沃森说：“我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那个女孩儿交谈过后，至今还没有接受过关于种族问题的采访。她以前在非洲生活，对我说的内容非常清楚。我只向这位电视采访记者重复过我的观点，因为我不由自主。”我向沃森表示，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自己帮自己。沃森回答道：“我一直按照我父亲的忠告说实话。必须有人说实话。”
但是，他的说法并不属实。我告诉他，大多数专家说，他的观点并不正确。
沃森并未回答。我因此问他，他父亲还曾给予他哪些忠告。沃森回答：“保持善良。”
他仔细思考过这条忠告吗？
他承认：“我希望我能更好地践行这条忠告。我希望我能更加努力地保持善良。”
他迫切希望再次参加在冷泉港举行的CRISPR 年会。2019 年的年会将于一周后举行。但是，实验室并不愿意取消禁令。因此，沃森请求我把杜德纳从会场带到山上，以便他和杜德纳谈一谈。
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鲁弗斯和年轻时的父亲长得非常像：身材瘦长，头发蓬乱，轻松随和，面部棱角分明、微微倾斜，仿佛充满好奇。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现如今，鲁弗斯已年近 50，身材矮胖，头发有些凌乱。鲁弗斯已经失去了自由欢笑的能力。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处境，对父亲的境况也心知肚明。喜怒无常，敏感易怒，聪明过人，不修边幅，不做甄别，信口开河，直言不讳，关注每一段对话，同时又温文尔雅——这些都是证明鲁弗斯所患精神分裂症的特征。这些特质中的每一个都以某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归咎于鲁弗斯的父亲。也许有一天，破解人类基因组密码能解答这一问题，或许无法解答。
鲁弗斯告诉《美国大师》纪录片的采访者：“我的父亲会说：‘我的儿子鲁弗斯非常聪明，但是他患有心理疾病。’虽然我并不赞同父亲的说法，但是我认为，我虽然理解能力不强，但是并没有心理疾病。”他觉得自己让父亲失望了。他说：“直到发现自己多么迟钝，我才意识到这一切多么反常。因为我父亲并不迟钝。后来我认为，我是父母的负担。因为我父亲功成名就，理应拥有一个成功的孩子。父亲一直在努力工作，如果你相信因果效应，那么他本应为自己换来一个卓有成就的儿子。”
在我与詹姆斯·沃森对话的过程中，沃森将话题转向了种族问题。此时，鲁弗斯突然从厨房冲了过来，大声叫道：“如果你要让他说种族问题的事，那么我就要请你离开了。”沃森只是耸了耸肩，没对儿子说任何话。但是，他不再谈论这个话题了。
我可以感觉到，鲁弗斯对父亲充满强烈的保护欲。该情绪的爆发也揭示了鲁弗斯具有父亲往往缺乏的一种智慧。鲁弗斯曾说：“我父亲的声明可能会使他在他人眼中成为一个顽固不化、歧视他人的人。这些声明体现出他对遗传命运的狭隘解读。”他说得没错。在许多方面，他比其父更加具有智慧。
20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珍妮弗·杜德纳和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两位科学家，获奖原因是她们开发出基因组编辑方法，提出一种被称为CRISPR-Cas9的方法，该方法可用于改变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DNA。该奖项不仅仅是对一项成就的认可，似乎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一方面，CRISPR之所以是继DNA结构后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因为CRISPR不仅像我们阐释双螺旋结构时一样解释了世界，也让改变世界变得简单。这些基因剪刀将生命科学带入了新时代。另一方面，这标志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两名女性共同获得了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从达尔文和孟德尔到沃森和克里克，再到杜德纳和沙尔庞捷，跨越几代科学家的合作，让人类经历从了解生命的起源到重写生命的密码。以CRISPR-Cas9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已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关注焦点。这不仅是一场生命科学的竞赛，也让人类开始审视这场生命科学革命所引发的问题。编辑自身基因会对社会多元化产生何种影响？在获得CRISPR的重要发现后，杜德纳也成为与科学道德伦理问题进行斗争的领导者。
这本书也将珍妮弗·杜德纳和她的合作者、竞争对手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讲述了CRISPR的专利之争、基因编辑引发的伦理问题、生命科学的竞赛及人类的未来。作者艾萨克森选择为其作传的人物，从史蒂夫·乔布斯到列奥纳多·达·芬奇，再到珍妮弗·杜德纳，好奇心都是他们所具有的一个关键特质。好奇心是驱使人类创新和前进的动力。彻底理解生命奇迹不仅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能鼓舞人心，使人获得乐趣。这就是为何我们人类如此幸运，拥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