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医学部性骚扰事件曝光后，7月12日，复旦大学学生举报国务学院老师的证据帖又在网上流传，这次举报有多个举报人，跨北京上海两地。而在7月初，还有一名中山大学学生，举报某杨姓青年教师对其实施性暴力。目前，这两起事件校方正在调查处理。

今年早些时候，南开大学三名教师被不同受害者分别举报，5月中旬，校方对三名教师进行了处理。其中一名被撤职，其他两名分别受到记过和诫勉行政处分。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关于高校性骚扰，不同研究因为统计范围、对象、对性骚扰定义的差别，得出了不同的统计结果。

国内的调查相对较少。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于2016 年发布的《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35.1 %的大学生遭遇过性骚扰或性暴力。一项针对北京高校的研究则发现，接近六成的学生受到过性骚扰。

2017年，广州性别中心发布的《中国高校大学生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近7成的受访大学生遭受过性骚扰。不过，这次调查对性骚扰的定义相对宽泛，且没有限定遭遇性侵的时间段，所以数据会高于其他研究。

从整体来看，全世界的高校校园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性骚扰问题。2015年，美国高校联盟（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司法部国家司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Justice）报告显示， 27 所美国高校在校本科生中，约有23.1%的女学生和5.4%的男学生受过性侵。[1]

英国全国学生联合会（NUS）专门进行了一项高校教职员工性行为不端的研究，采访了1839名在校和已毕业学生。这项研究发现，12%的已毕业学生被迫和教职员工进行了非自愿的性接触，八分之一的在校生被曾被令人不舒服的方式摸过。而且侵害者和受害者间，有明显的性别和权力不平等。[2]

大部分的侵害者都是学者而非其他工作人员，而且研究生受害者的比例要显著高于本科生。六成受访者表示侵害者是男性，13.5%的受访者表示侵害者是女性。15.6%的女性报告自己曾被令人不舒服的方式摸过，是男性报告率的一倍多。[2]

或许有人觉得，自己所在的高校环境并没有如此多的性骚扰。然而，这可能是因为大量的受害者没有发声。

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43.8%的学生对性骚扰的态度是 “不主动解决”。至于沉默的原因，很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认为“不认为骚扰者会因此而受到惩罚”。[3]

旁观者可能难以想象发声的难度。毕竟不是自己面对这个问题，有时候会把情况想得太轻松。

中国政法大学一项对七所普通高校的调查发现，大部分未经历过性骚扰的学生，都认为遭到性骚扰的学生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抵抗，只有4.3%人选择 “当作没发生，忍气吞声”。然而实际经历过性骚扰的学生，有33.6%都选择了沉默。[4]

尤其在权力落差明显时，期望受害人 “直接了当地拒绝” 可以说是一种苛责。

高校教师有着掌握学生学术生涯的权力，甚至可以左右学生是否能够顺利毕业。而受害者缺少反击手段，还要担心不能破坏和导师的关系。2014年厦大性侵案中的受害人，曾对教师吴某在论文指导时的一再肢体骚扰愤怒反抗，但之后还要回去道歉。[5]

在最近这名北大医学部女生的自述里，也记录了导师种种权力操控手段。在选择导师之前，她的导师就大肆渲染换导师的难度，还暗示 “只要导师想，可以弄死你”，还许诺将来可以读他的博士做博后，在实验室工作。每次猥亵，导师也都是借着讨论科研进展，或者开组会的名义把女生找来，让她无法拒绝。

国内应对高校性骚扰的法律和机构上有许多不足。从法律层面来说。“性骚扰” “高校性骚扰” 在中国的法律和政策文本中缺乏明确的定义，更没有详细的立法式列举。这导致处理高校性骚扰问题时，没有统一的判准标准。

虽然《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明确将禁止性骚扰写进了法律条款，但只是属于 “叙述性立法”，仅仅是一个宣誓性的规定，没有任何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6]

从制度上讲，国内各大高校都缺少专门应对性骚扰的处理机制，尤其是缺乏投诉机制，更没有单独的处理机构。

国家教育部曾经印发过《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宣称对涉性骚扰教师零容忍。

然而这仍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文件。在对涉事教师的处理上，最终还是要 “通过学校指导督促学校依法依规、从严从快查处”，校方仍然握有很大的处置空间。[7,8]

2018年，北大曾在教授沈阳性侵高岩旧案曝光后，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并在两天后对《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进行专题讨论。相关领导强调 “下一步要抓紧在师生中征求意见…… 尽快推动制度体系的健全和落实”。然而，这份建议稿的后续讨论再没有在媒体上出现。[9]

相比之下，更早面对校园性骚扰的欧美国家有着更完善的制度。

在美国，《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简称Title IX）规定，每个学校都需要制定自己的反性歧视政策，并有自己的协调员。以负责协调学校遵守Title IX 并监管关于性歧视的投诉，解决相关的问题。与此同时，每个学校都要告知学生提交有关性别歧视投诉的步骤。[10]

以哈佛大学为例，其Title IX 办公室和争端解决办公室每年会发布一个联合报告，包括团队介绍、Title IX的教育、培训项目与数据，以及争端解决的数据与分析等内容。无论从法律还是政策上讲，美国高校的反性骚扰措施都是比较完善的。[11]

2000年后，美国各高校的反性骚扰政策已经相对完善。有调查显示：97％的大学都有正式的反性骚扰政策。几乎每个高校学生，都能在官方网站上查到学校的相关政策、自己的权利、处理各种问题的程序以及相关机构的联系方式。反观国内，少有高校能够做到。[12]

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为例，该校的学生如果受到性骚扰，可以选择报警，或者向防止性骚扰和歧视办公室（OPHD）举报，有匿名和秘密举报两种选择，由Title IX 专员受理并实施调查。

匿名举报只暴露侵害人的信息和恶行，秘密举报则是受害人在有保密义务的机构，由保密专员的协助下完成报告。

受理申诉后，Title IX 专员要判断案件是否违背本校《性暴力与性骚扰政策》。若违规，先要尝试在受害人同意下采取调解等措施。否则将启动60天的调查，形成详细书面报告，过程要全程书面通知各方。

下一步，若案件触犯刑法则联系警察，否则专员会将报告转交给相应纪律负责部门，根据相关条款进行处置。

在北大医学部举报女生的自述中，取证成了阻碍调查的最关键因素。学院领导一直要求她给出进一步的证据，否则没法进行调查。

然而，性骚扰，尤其是导师对学生的性骚扰取证难度极大。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薛宁兰的说法，高校性骚扰和公共场所性骚扰不同，具有隐蔽性、反复性、多发性。隐蔽就代表很难被其他人发现，也就难以获得证据。

就像北大医学部举报女生质问的那样，“在导师对学生的不对等关系中，在反锁房门，没有监控的教师办公室，一个受害者如何拿出证据”？在复旦举报女生的案例里，教师则是约去了学生封闭的茶室包间。

但这只是性骚扰取证的诸多问题之一。

在多次接触中，受害者或许有机会录下几次音频，保存一些有侵害者露骨色情发言的微信聊天记录。但下一个难关是，按国内的标准，这些作为证据并不足够。要证明性骚扰的发生，必须要有完整的证据链。

在澎湃新闻一篇报道中，律师邢鑫就表示 “性骚扰等行为确实存在取证困难。类似于暧昧短信、情书能作为法律上的有效证据，但被骚扰者如要全面充分举证性骚扰事实，应进一步举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如进一步提供现场录音、录像、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13]

复旦举报女生的曝光贴里，也强调了证据链和关键证据的重要性，“向学校呈递了完整的证据链，只是由于取证困难缺少性骚扰发生当下的关键证据。幸运的是，2017年和2019年Z老师在北大的受害者却将证据保留至今。”

不仅证据收集难度极大，性骚扰的举证责任，也几乎都落在了举报方身上。现在国内的性骚扰案件仍然按照一般的民事案件的 “谁主张，谁举证” 原则，要求原告方举证，可性骚扰的取证难度摆在那里，因此性骚扰案少有胜诉。相反，被告却不需要花力气证明自己没有进行过性侵。[14]

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侵害者往往比受害者更愿意上法庭。因此，法律机构可能会花更多精力注意侵害者可能提出的反诉，而不是对受害者负责。[15]

徐刚案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被美国卫斯理大学教授王敖举报性侵多名女学生后，身在美国的徐刚在深圳罗湖区法院以名誉侵权为由，对王敖提起了民事诉讼。[16]

这场反诉的处理非常曲折，经历了一审-申诉-发回重审-再一审的过程。直到今年5月，经过四年诉讼，罗湖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徐刚全部诉讼请求。[17]

在举证责任的问题上，一些欧美国家的处理对性骚扰举报者要友好很多。虽然性骚扰取证仍然是难题，但举证责任上的平衡给受害者减轻了不少压力。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高校在性骚扰举证责任问题上，普遍采用证据优势标准，原告方的证据只需要获得50%以上的认可，就可以判定被告方性骚扰成立。按照这个标准，被告方也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为自己辩护，这对原告方会公平很多。[18]

尽管特朗普上台后，政策有所变化。但耶鲁大学等高校仍然声明站在性骚扰举报者一边，继续沿用证据优势标准。而在欧洲与加拿大，举证责任分配比美国更加照顾举报性骚扰的一方。[19]

在法律途径之外，一些高校还建设了类似社工组织的支持网。比如普林斯顿的SHARE，为学生人际暴力和虐待（包括性骚扰、性侵犯、约会/家庭暴力和跟踪）受害者提供危机应对、支持、短期咨询、宣传、教育、转介等等服务。

如果学生不想通过法律或者申诉渠道惩罚侵害者，这类支持网可以为学生提供救济。通过转介服务，向校内或社区内的其他机构寻求帮助。

比如换导师这件事，在北大女生这里，工作小组坚持没有证据就不能换导师，没有导师就要退学，这是学籍管理部门的要求。而普林斯顿的SHARE系统与学校的各部门都有联系，不仅可以申请转换导师，甚至可以和社区及公益组织申请在校外找到安全的住处。[20]

相比国高校对性骚扰问题的全面考虑和细致应对，大部分中国高校在反性骚扰这项工作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