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张峥   陈晓雪

撰文 | 陈晓雪   张峥

责编 | 刘楚

制图 | 王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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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卫生署防护中心和医院管理局数据，从2021年12月31日到2022年4月20日，香港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18.58万例。

香港在2021年年中人口为739.5万。按照这一数字，在这波疫情中，香港有16%的人口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截至4月20日的数据[2]，香港此波疫情累计死亡病例8973人（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4月20日），粗病死率为0.75%，远高于流感0.1%的病死率，也高于新加坡和伦敦等城市报告的病死率。

香港的医疗救治条件和新加坡、伦敦等大部分发达地区不相上下，但第5波疫情新冠病死率如此之高，这是为什么呢？

梁万年所说的香港的新冠病死率，其实是确诊病死率（Case Fatality Rate，CFR），就是用报告的新冠死亡病例数量除以确诊的感染人数。

确诊病死率，主要与两个数字相关，一是确诊的感染人数，二是确诊感染者中死亡的人数。

而后来香港广泛应用并纳入确诊统计的重要手段是抗原检测，一方面存在漏诊的可能，另一方面因为疫情初期抗原阳性需要核酸检测复核，也使得很多实际感染新冠者未确诊。

金冬雁介绍，香港政府在2月22日宣布可能从3月起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导致在2月4日已经宣布很快给全港市民免费派发抗原检测试剂的计划受阻。

“政府需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准备全民核酸检测，并将大量抗原检测试剂囤积，准备留待在两次核酸检测的三到五天之间供市民使用。”

直到2月25日深夜，“经过评估和讨论，特别是听取了内地医疗专家的建议，政府宣布拟直接承认抗原检测结果为确诊标准，并适当减少核酸检测”。

而在此期间，香港政府要求抗原阳性者由家人取得深喉唾液样品收集瓶复检核酸后确诊，导致很多人有症状但没有核酸确诊。

“由于受到反对及质疑，抗原检测申报平台直至3月7日才开通。在3月15日回溯性承认18万名2月26日至3月5日经抗原检测阳性确诊的感染者，大部分已康复。” 金冬雁说。

另外，金冬雁认为，也存在一些人即使抗原检测阳性也不愿申报的情况。

这些因素，如果都考虑进去，唐金陵认为，估计香港的感染总数约是报告的4倍，应该是400万以上。

而早在3月20日，香港第五波疫情报告累计感染个案103.5万时 [6]，香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袁国勇就表示，香港感染新冠病毒数字，多数在150万至400万人之间，估计可能有约250万人已受感染。他给出这一感染区间的根据，是香港公务员及医管局约五分之一员工受感染，据此估算香港至少有150万人感染，而香港大学医学院数学模型推算当时香港感染人数近400万。袁国勇表示，他认为实际数字是在两者之间 [7]。

而关于新冠死亡病例，定义成为讨论的焦点。金冬雁、田林玮均认为，香港的定义要大大宽松于内地，甚至比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都要宽松，这必然会使得香港的新冠确诊病死率高于内地和很多地方。

内地的新冠病死定义，有内地的流行病学研究者表示，目前还没有相对统一的认识。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死亡统计表显示，对于新冠的病名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例如，2022年3月，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41577人发病，2人死亡[3]。

最近上海关于本土死亡病例的通告，显示逝者均为高龄且有长期基础病，死亡的直接原因均为基础疾病。这表明内地对于新冠死亡病例的统计方法可能也在发生变化，开始包括了伴随新冠感染（die with COVID-19）的病例。

唐金陵表示，关键是在病人存在基础疾病时，是死于新冠还是基础疾病，常常不好判断。

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新冠死亡的定义，则比较含糊：“可疑和确诊新冠病例中，因新冠导致死亡的病例定义为新冠死亡病例。” [4]

金冬雁介绍，香港是死者只要首次阳性样本收集日期的28日內死亡，均计入新冠死亡个案，而不会区分究竟是死于新冠，还是死亡时伴随新冠感染。

他举例说，香港第五波疫情早期有5,437人离世，当局当时一直未有分析死者是死于新冠病毒，还是离世时伴随新冠感染，“其中有因高处坠下离世的死者，验出新冠病毒，亦计算上述总数中”。

唐金陵表示，感染新冠后死亡需要时间，一般认为用100个感染者中28天内死亡的比例来衡量病死率比较合适，这就需要对每一个感染者都观察28天。

“即使都用这个方法，到目前为止，由于香港病人的平均观察时间比上海更长、充分，因此也会造成病死率高于上海的假象。” 唐金陵说。

香港政府专家顾问、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分析了不多于120宗在第五波疫情下的死亡个案，发现死于新冠病毒（die of）以及死亡时染有新冠病毒（die with）的个案约各占近四成，另外两成难以分辨是否直接死于新冠 [5]。

田林玮也表示，香港病死率的计算是“一个最大的估计值，最宽松的一个估计，只要有一丁点可能跟新冠病毒感染有关，就算做一例感染死亡”。至于香港对新冠死亡案例的统计方法，他认为“简单直接，容易理解，可以看作各种因素归总之后的绝对上界，但缺点是病死的具体原因和标准不同，对政策指导有相当大的模糊和灰色地带。”

“这不是一个平均值，所以不要跟别处的平均值做比较。可以拿同一个定义的最大值和最大值做比较和借鉴才算公平。” 他指出。

香港这波奥密克戎疫情中，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老年人受打击最大。

根据香港卫生署防护中心和医院管理局截止到4月20日的数据，超过95%的新冠死者为60岁以上老年人，超七成新冠死者没有接种任何新冠疫苗。[8]

左图：病毒感染的机会，人人平等，没有年龄偏好

右图：新冠感染的死亡和住院方面，1）7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新冠死亡的87%；2）60岁以上老年人，占医护资源的绝大部分（包括住院和ICU）。

本图根据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在2022年4月14日的报告制作 | 制图：王若男

数据显示，60-69岁老人接种两针剂灭活疫苗防死亡的有效性是87.6%，接种三针剂的有效性则达到了98.7%。与之相对应的，60-69岁老人接种两针剂mRNA疫苗预防死亡的有效性为87.6%，三针剂则达到了98.9%。

而对于80岁以上老年人群体来说，接种两针剂灭活疫苗防死亡的有效性是66.8%，接种三针剂的有效性则达到了99.2%。与之相对应的，80岁以上老人接种两针剂mRNA疫苗预防死亡的有效性为88.2%，三针剂则达到了96%。

● 1月31日除夕，香港通告新增92宗新冠阳性检测个案，初步阳性个案95宗，其中一名患者在香港圣公会林护长者之家任护理员，“该院舍的长者或须撤离”。[22]

● 2月3日正月初三，香港圣公会林护长者之家再增一宗病例，该病例与早前确诊者在养老院不同区域工作。“该院舍60多名院友须接受检疫。” [23]

● 2月6日，全港新增342宗新冠阳性个案。至此，香港出现染疫个案而须撤离长者或康复院舍达十间。[24]

● 2月7日，全港新增607宗本地感染个案，涉及两家养老院的长者和员工。[25]

● 2月9日，全港新增1153宗本地感染个案，超过五个养老院的老人和员工感染。[26]

● 2月12日，全港新增1,509宗本地感染个案，初步阳性个案超1,500宗，多间养老院有员工或院友感染，甚至出现暴发。[27]

图3

图4

“个人觉得（香港第五波疫情的高病死率）核心原因是香港在应对大规模新冠暴发上准备不足。” 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讲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流行病学荣休教授唐金陵说。

在历时两周的访谈中，唐金陵教授的总结，得到了另外三位学者的认同。

唐金陵分析说，与新加坡、伦敦等城市相比，香港的疫情发展最快、最猛烈。“按人口比例来计算，香港的病死率是新加坡、伦敦和上海的好多倍。这意味着在短期内死亡的人数会很多，本来分散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的死亡被集中在一两个月内来计算。” 因此，在比较不同地区全人口新冠死亡率（注意不是病死率）时，香港的死亡率也会被明显被高估。

 总而言之，香港在第5波疫情暴发之前疫苗接种率、第三针接种率和老年人接种率偏低，养老院出现集中暴发现象，初期的医院挤兑（可致使医护人员和救治器械相对不足、一些重症病人不能及时入院、院内交叉感染等），这些都可能是致使病死率高的原因。另外，香港是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他们受到的冲击又最大，香港新冠的高病死率就不奇怪了。最后，核酸检测不足（致使很多病人没有被发现、计算病死率的分母被低估），也可能导致了病死率统计方面的高估。

“另外，在比较不同地区病死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死于新冠是如何定义的，即新冠是直接致死原因（die of），新冠是伴随死因（die with），或是二者都包括。其实，在大部分‘死于新冠’的病人中，新冠只是伴随死因。然而，当存在基础疾病时，是死于基础疾病还是死于新冠，经常也不容易区分。” 唐金陵说。

唐金陵认为，“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大规模疫情爆发时，社区门诊在分级诊疗、保证重症病人能够入院治疗、减少重症救治资源挤兑和降低病死率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香港，社区门诊主要是私营的，在这次疫情中发挥的作用值得总结和分析。”

感谢陈婉莹教授提供的报纸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