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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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为上海的新冠疫情，张作风教授（以下简称张）和王立铭教授（以下简称王）都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两人的出发点一致（都着眼于如何更好地防控疫情），但观点却很不相同：

（前为张，后为王）

推动第三针接种，特别是高危人群的接种，建议紧急引进复必泰疫苗用于老年人群体。

第三针疫苗有用也必需，但在目前的上海不能救急。

实行分级诊疗，轻症居家隔离，重症住院治疗。

上海目前显然不具备这整一套支持居家隔离的系统。

推广居家抗原检测，避免核酸检测造成人群聚集和病毒传播。

低敏感度、低特异性的抗原检测的方法，仅适用于新冠流行率较高的地区作为居民自我健康监测手段，或用于大规模人群的流行病学研究、而不适用于在新冠流行率整体极低的地区作为感染者筛查手段来使用。

进口和使用辉瑞Paxlovid作为治疗支持手段。

我们不宜高估这些措施在应对上海本轮疫情中的价值，更不能产生等待进口神器帮我们奇迹般化解疫情的幻想。

两位教授的观点之争大概可以总结成下面一句话：王教授认为张教授的建议对于未来常态化防控新冠疫情是合理且需要的，但不太适合目前的上海疫情的控制。

看得出来，张王两人的观点不同，在于他们看问题角度的差异：张教授考虑的是从稍微长期一点角度来建议上海疫情的防控，而王教授则着眼于如何控制住目前这波汹涌的疫情。这样带着不同视角的理性争鸣无疑是好事，希望能为决策者提供一点参考。

之所以我要写这篇小文参与有关上海疫情的讨论，因为我关注的是两位教授都没有提及的一个方面：虽然大家都不愿意看到，但上海现在的困难可能也会是其他地区将面对的情况，所以从上海这次疫情中学到什么经验和教训，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目前上海的疫情。根据上海市卫健委提供的信息，上海这波本土疫情起始于二月底，到三月下旬开始剧烈增长，下面这张图是三月下旬的上海本土确诊和无症状感染的每日新增情况 [1]。

上图是根据上海市卫健委的网站上所给出的信息做出来的。从上海市卫健委的通报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截至3月30日，这一波新冠疫情在上海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3万，但其中确诊病例则只有不到1200例，有症状的感染不到4%，而且没有1例死亡。

从吸收经验和教训的角度，我个人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去思考：

和上海不同，其它地区的有症状的感染率明显偏高，比如同期在东北吉林发生的疫情，其中有症状的新冠感染的比例达到了60%以上，是上海的十几倍。

所以，探寻和了解新冠病毒在上海为什么致病性如此之低，将帮助其他地方的防疫。

可能有人会说是奥密克戎的致病性相对其它新冠突变株有所下降（尤其是和德尔塔突变株相比），但它依然在世界各地导致了大量的重症和死亡，最近香港每日几百例的死亡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在中国其它地区，目前流行的也同样是奥密克戎突变株。

所以，肯定还有其他理由，比如疫苗接种、核酸检查的普及、及早发现和救治。但这些理由需要拿出科学的数据来说话。希望以 “精准防疫” 著称的上海，能够在这一问题上有所探索和发现。

不到5%的感染者有症状，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1例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冠在目前的上海的致病性已经低于流感。那么，为什么还要这样严防死守？换句话说，我们面对危害性已经大为降低了的新冠疫情是否还要追求感染的清零？

正如王立铭教授在文中所言，因为新冠病毒的诸多特点，人类和新冠病毒共存在将来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而中国从目前的 “动态清零” 到将来的 “和病毒共存” 的过渡也是一个必然要发生的事情。问题是如何过渡，选择在什么时机开始？

过渡开始的时间点，为什么不能是现在呢！

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当疫苗接种普及并可以提供强有力的保护的时候，人们就可以开始试着慢慢放开疫情的防控政策，谨慎地逐渐回归正常的生活。

目前，中国内地的疫苗接种率也达到了80%以上，而且香港疫情所得到的数据表明国产灭活疫苗对新冠感染所导致的死亡也有着很高的保护力。另外，奥密克戎的致病力相对较低，这也同样提供了一个契机。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新冠病毒还在世界各地流行，还在不停地突变。因为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一个流行的突变株几乎可以肯定是带有较高的免疫逃逸能力和传染力，但它的致病性却不一定会再像奥密克戎这样 “温和”。不管这样的突变发生在世界那个地方，迟早都会来到中国，就像奥密克戎一样。

当然，因为奥密克戎的传播力远大于流感，完全放开会带来比流感多得多的感染，当感染的基数大幅增加时，即使病毒致病性低也会带来不少人的死亡。所以我在这里建议的并不是完全放开，而是把疫情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既然降低疫情所带来的重症和死亡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是否可以围绕这个核心目标来调整防疫政策？

比如，就像张作风教授建议的那样，为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群接种三剂疫苗，并且引入已经被证明有效的药物，从而大大降低死亡率。这样，在不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的情况下，把疫情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最近上海东方医院的一名护士因为哮喘发作，先后前往三家医院（其中包括东方医院）寻求求治，最后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不幸死亡 [2]。

这并不是个例，根据新闻报道，上海另外一位患有哮喘的老人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 [3]。

因为对疫情采取了超级严格的防控措施，医院对新冠之外的其他病人的收治能力大受影响，这必然会导致一些病人因为没有被及时救治而至死亡的案例的发生。另外，因为封城，百姓的生活、经济能力以及精神状态都要受到影响。这些因为新冠防疫而带来的次生死亡和损失也是防疫成本的一部分，无疑需要加以统计并纳入考量。

图3 2022年3月29日，浦西某超市被搬空的生鲜货架 | 摄影：王一苇

防疫是一场人类和新冠病毒的博弈，我们需要在防疫收益和成本之间权衡。显然，疫苗出现之前和普及之后的疫情已经很不相同，就像2020年初的武汉和2022年三月的上海，新冠病毒所导致的危害已经呈现出了本质的差异。而且，随着病毒传染力的升高，严防死守的成本也将激烈增长，所以当新冠的致病性已经发生改变、清零成本却反而要增加的时候，在天平另外一边的防疫措施是否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动态清零” 是一个新的名词，因为加入了 “动态” 二字而显得灵活，也意味着可能随着疫情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就是 “清零” 两个字也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比如感染的绝对清零和社会面清零，到将来可能还会有 “重症清零” 或 “死亡清零”。

当然，一切改变都应该建立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因为这才是科学防疫的态度。期待一直以来作为抗疫排头兵的上海，能从这波疫情中拿出相应的科学数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