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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智    刚（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前副所长）

责编｜李晓明

“特事特办”是现实生活中对一些特别的事情优先办理或予以特殊处理的称谓。定性为生命科学技术领域“跨越式发展”、机制改革“试验田”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生所），就是一个“特事特办”的典型。10多年来，从运行至今，北生所的“特事特办”一直成为公众讨论的“褒贬”话题。本文试图对北生所“特事特办”的一些故事给予还原。

本世纪初，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提高，是历史的机遇，催生了北生所。究其原因应该含有：1、国内顺应时代潮流的科技体制改革已经起步，各个领域都在寻找改革的突破口；2、二十一世纪被称之为“生物世纪”，世界各国的科研重点已聚焦于生物科学领域；3、本世纪初，中国的生命科学技术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和先进国家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4、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生当中，生命科学领域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尤其是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不少人已经取得国际瞩目的成就； 5、最为关键的契机是，新加坡国家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从零起步，科学研究水平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提升，一个亲身经历这一典型案例的中国留学生群体，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采取相同的模式，快速提高中国生命科学的研究水平，并愿意集体回国，参与这一工作。

建议引起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很快得到肯定和答复，同意并批示尽快筹建北生所。国家以“试验田”定位北生所，不纳入现存科研体系，给予人事、财务和管理的自主权；确立了原创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三大基本任务。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国际一流的基础生命科学研究所，二是为即将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先试先行，积累经验。 “特事特办”！北生所从立项，工程建设，资金统筹，到第一个海外招聘实验室的进驻，用了不到三年时间。

北生所有多种实验动物，从没有饲养过实验狗类，但北生所却最先获得过与实验无关的养狗证。建所伊始，北生所充满着优越和自信，认为有国家的支持，拿着“特事特办”的令箭，所有的事情都将会一路绿灯、顺利解决；根本没有意识到，以改革为前提的“特事特办”过程中，所存在的困难、所需要的勇气和付出的代价。北生所能够建立自己独立的科学研究体系和内部管理机制，但摆脱不了方方面面对社会的依赖，筑不起“世外桃源”。机制内外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北生所日常运行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和挑战。开门运行不久，恰逢“非典”爆发，北京城乡出现很多遗弃犬只，增加了疾病传播，给公众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北京市政府要求各机关单位共同参与遗弃犬只控制，为加大指导和监督力度，又在刚刚修订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中，确定由公安机关统一管理执行。北生所也被摊派了打狗4条的任务。按规定，凡完不成任务者，每条罚款4000元。初来乍到，不理解，也不情愿接受与自己工作不相及的任务，虽然“据理相争”，但难让坚守职责的派出所警员让步。最后接受了先申请养狗，再报打死，费用可以减半的建议，以王晓东和邓兴旺所长等4人的名义，申报了养狗证，问题才得到解决。在一次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时，无意间提到了养狗打狗一事，使在座的北京市领导陷入尴尬。说话做事不周全，“理所当然”的错觉，给我们自己增加了不少的压力。

本世纪初，由于存在很多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制度约束、没有标准、各级决策者自由裁量、职权滥用、“特事特办”成灾的现象，所以对“特事特办”，习惯被人理解为是和领导有关，是与某些部门某些人的利益有关，是一种不平等的特权，对与“特事特办”有关联的事，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排斥。北生所最初在和外界打交道时，由于与很多事情的处理不同于现有体系，碰壁常在，其结果多是在：没做过、没听说过、要按规定办事的答复下搁浅。一次邵峰博士申请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审批时，虽然交流内容已经公开发表，但仍需出具承担科研项目的保密协议证明。国家科技部没有出过这类证明，只好一级一级向上请示，再一级一级批下来。拿到证明时，距邵峰博士会期还有四天，可按规定程序还需一周时间，只好再越级申请“特批”加急。越级上报难免会有“告状”之嫌，事情办完，误会一大片，得罪一大串。办事人员坚持原则，照章办事，但不越级上报要求“特事特办”，事情就难以做成。北生所就是在这种新做法和老规矩的不断摩擦和碰撞中前行和发展。

“特事特办”是北生所启动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要达到“特事特办”的美好愿景，实现最终目标，必须坦然面对征途的艰难、更要坚定信心，做到笃行不倦。在实践中，我们逐渐认识到: 改革不能完全脱离现实，“特事特办”也不是皆事无条件的“放行”，并在摸索中学会了， 什么事一定要“特事特办”；什么事是有条件的“特事特办”；什么事“特事特办”也做不到。但不论哪一种情况，要把事情办好，都需要努力，甚至加倍的努力，有时还需要付出代价。

有次人民日报记者到北生所采访，恰遇大家正在忙碌海外招聘实验室主任（PI）的孩子上学一事，他们诧异地问道：你们研究所竞然还有专人负责孩子的上学？

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孩子入学是重要的条件之一。由于北生所地处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区刚刚建立，区内暂无学校，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选择了相对临近的中关村上地实验小学，作为北生所招聘回国PI子女入学的学校。2004年，郭岩博士的儿子第一个入学时，北生所理事会理事长，时任北京市主管科技教育的副市长给学校亲笔写信“特事特办”，获准入学。当我们拿着市长第二封“特事特办”的信送柴继杰博士的女儿入学时，学校和北生所都感到了压力，不能每一位孩子的入学都让市长写信。大家最后商讨，以共建的方式，接收北生所送来的孩子。当时中关村地区是中国改革的前哨，上千家的各色创新企业，几十万各型创业人才，中关村上地实验小学又是园区内资源最好的小学，要在数不胜数的“特事特办”中做出选择，学校压力巨大。北生所研究生部承担孩子入学的全部工作，她们刚忙完研究生的报考录取，就开始为小学生的入学奔波，绷紧的一根弦，直到把孩子送进课堂才松下来，年复一年。 有一年，由于上地实验小学的压力实在太大，学校早早关闭校外对内的联系渠道，行政副所长助理李静生和研究生部主任李学真二人，在春季放假和秋季开学的前几天，和那么多孩子家属一样，多日守候在学校门口，希望能与协调入学的负责人联系上。

北生所竭尽全力维护和学校的关系，对学校的需求尽全力满足、并乐此不疲，而中关村实验小学也被北生所工作人员那种胜似父母出面，盼孩子入学的热情、渴望和执着所感动。双方相互理解，以诚相待，在多年的相处中，赢得了彼此。体谅学校的压力，北生所绝不跨越条件规定，要求“特事特办”。有一年邵峰和朱冰博士的孩子，入学年龄仅分别差2天和22天，就没有在中关村上地实验小学入学。中关村实验小学再难，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入学，至今没有让北生所的一个孩子落下。北生所能够获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上地实验小学的无私支持和帮助。当年早期入学的孩子现如今都进入了国内外优秀大学，其中罗敏敏博士的儿女双双入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孩子们，家长们，北生所不会忘记上地实验小学，不会忘记为他们操劳的金广萍老师和倪百明校长。后来，北生所的孩子们，全凭自己的能力，选择了中学，没再享有“特事特办”。

被认为持有“特事特办”尚方宝剑的北生所，并非事事皆成。在早期的招聘广告里，承诺负责帮助为招聘回国PI的家属找工作，这对那些大学或博士学习后就出国，没有任何社会工作经历和基础的受聘者来说，这也是回国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但研究所“无能为力”，至今没有一次成功兑现过承诺，就连王晓东所长的太太，回国奔波了一年，也是无功而返。为了能使PI心无旁骛，专心科研，在经过各种努力未果后，北生所只好自己“特事特办”，安排部分PI配偶在所内工作。当时国内很多单位和机构，已经明确做出，夫妻不能在有相关利益，同一单位工作的规定。尽管北生所为此制定了一个非常严格，防止利益冲突，公开绩效评估的《关于实验室主任和所领导配偶工作安排的暂行条例》，但作法依然时时被人质疑。

由于中央不直接拨付经费，北生所的运行资金，都是以项目形式来自北京市政府和国家科技部。虽然“特事特办”，北生所单独立项，不参与整体竞争，但必须完成全部程序。立项、初审、答辩、审批，年审、终审一项也不能少。早期的评估中，几乎每次专家的意见都不统一。但任何课题的流失，就不能达到基金支持度的需求。尴尬之中，虽然资金最终得以保证，但按照体制外的程序要钱、花钱的做法，与年终、结题的资金审核依然采用体制内评估体系标准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北生所的资金统一规划和使用，实行新的分配机制，除实验室的稳定支持外，全所的行政支出，从一张纸、班车、炊具，到大型仪器的购买，都只能来自于“项目基金”。资金审计时，许多与科研无关的花销，根本过不了关。仅人员酬劳费用一项，当时要求控制在10%以内，可是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就超过了30%。 后来，北京市政府的资金“特事特办”，改为直拨，实报实销。但在科技部的权利范围内，只能以项目申请的形式提供资金（先为“863”，后改为“973”）。每到年终和结题财务审计，研究所和科技部财会人员，通力合作，连日作战，将资金使用“东挪西借”，反反复复调整，大家焦头烂额，穷尽一切方法，以达到“过关”的要求。

人们很难相信，社会上如此高调的北生所会有借钱发工资的历史。由于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快速发展，北生所的招聘，注重于科研能力和水平，不限定研究方向，合格者随时接纳。由于招收人员研究背景的不同，对试验仪器的需求也不同，金额从几千元到数百万元不等。按章程规定，价值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购买，由研究所支付。为求速度，随时要求，随时订购，这就使得研究所总体资金的使用易于失衡，曾多次发生过年终资金紧张，限制实验室使用，拖欠货款，研究所出面向销售公司担保还债的尴尬局面。最严重的一次，由于购买仪器超支，影响到了工资的发放，在申请提前发放第二年资金未果的情况下，副所长饶毅出面，找到程京博士说明情况，请求帮助。后经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借款，并要求一个月后必须偿还。但一个月后，资金还没有到位，饶毅又找到时任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的吴乐斌先生借钱，才解决了第二个月工资的正常发放。没能按承诺还钱，失信于程京博士，至今还欠他一声道歉；解燃眉之急，助研究所度过难关，还欠对程京和吴乐斌先生一声感谢。

建所初期，由于不具备招生条件，4所大学为北生所的研究生来源提供帮助，北生所的PI需要申请相应学校的兼职博导。有一校学术委员会对申报人员评估后告知，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刚做完博士后回国的郭岩，张宏和柴继杰博士，由于没有带研究生的经历，也没有承担过任何基金项目和获得过相关奖项，故不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后来还是经“特事特办”，为PI的导师资格开了绿灯。可能这是中国第一批未按教育部认定标准的博士生导师。

入北生所工作前，几乎每个人也都认为，有“特事特办”保驾护航，定会“马到成功”。真正走进来以后，才知道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样轻松，自觉不自觉的就和大家共同面对困难，共同承担压力。在北生所，行政服务部门全力以赴，交叉支持，密切配合，目的就是以最大限度为PI减负。服务不仅限于科研事务，允许范围内，对PI的一些家庭事务也是需之即来，“管”的“太”宽，这也成为北生所行政服务的另一道“风景线”。PI从国外回来前，行政服务不但为PI筹建好实验室，还租好住房，置办好基本家具，让有些PI下飞机后的当天，就能去实验室工作。北生所承包孩子上学全部事宜，专车接送上下学，司机刘阁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到各家接孩子，放学后一个不少送回，风雨无阻，没让孩子旷过一次课，安全行驶10多年。打闹顽皮，刘阁自掏腰包买礼物诱哄；小小学生酣睡，刘阁怀抱下车送到家中。在北生所，大家都知道，刘阁在，家长就放心！

刘阁多次获得北生所年度优秀奖。杨宁／摄

PI们看得到行政服务人员的努力和付出，体谅他们遇到的困难，同样也是最大限度地为他们减负。PI们经常会说：能自己做的，就不给别人添麻烦。如邵峰和朱冰博士就没有坚持让自己的孩子入上地实验小学。每年年终，全所对每一个行政服务部门点赞感谢。大家默契配合，宽容相待，荣辱与共，竭尽全力让“试验田”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既然是“试验田”，既然是改革，既然是求新，各种可能的困难随时都会出现。北生所也曾有过两次现身法庭解决纠纷；也有困境曾使北生所陷入迷茫，有的甚至动摇了“军心”。有几位PI 已经建立了实验室，购买了所需要的仪器设备；有的已经工作了近一年，最后还是选择了撤退。在揭牌前一个月，是王晓东所长一句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再坚持一下呢”? 把刚刚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退却”决定，搁置到了一边，才使北生所走到了今天。北生所再不会把“特事特办”作为荣耀、特权，而把它转化为成了压力和使命感。低调做事，努力工作，砥砺奋进，在北生所内自发形成了一种正能量的文化氛围，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担当和成就，回馈给“特事特办”。

北生所今日能够获得肯定，离不开众多单位和个人对科技体制改革的企盼，他们以不同的形式为这个“试验田”锄禾施肥，关心扶植。程京博士和吴乐斌先生的雪中送炭，上地实验小学多年的无私相助，四所大学（尤其在早期）对研究生源的努力保障，各理事会单位的鼎力协调，国家科技部相关部门的缜密配合，等等；尤其北京市科委每年把异常紧俏、自己所属的北京市引进毕业学生户口名额，大部分优先分配给北生所，保证了北生所的稳定持续发展。“特事特办”的北生所，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当事物的发展遇到僵化、停滞不前的困境时，“特事特办”就为超越、突破、改革、求出路的行为提供了空间保障和可能性。能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潮流中，成为一个“特事特办”的主角，成为弄潮儿的一员，成为能为国家做贡献的一份子，北生所是幸运的。北生所以坚持不懈的努力践行，诠释了“特事特办”具体内涵；以优异的工作和成果，展示了“特事特办”的意义和价值。2010年12月，日本朝日新闻社东京总社记者堀田浩一先生访问北生所，待了整整一天，他在赞叹不已之余，更对这种“特事特办”做法和表现，有着无限的“嫉妒”。

值得高兴的是，北生所昔日众多的 “特事特办”，今日已转化为政策和常规：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相应的福利匹配成为竞争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博士导师不再论资排辈；孩子上学没有障碍；资金使用更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研究生待遇大大提高；出国交流已成常态，……。让那么多的“特事特办”退出历史舞台，无疑有一份北生所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