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李政道同他们的恩师吴大猷合影

1907年9月27日，广东番禺，一个婴儿嘹亮的哭声响彻了吴氏家族，父母赐名——吴大猷。

吴大猷两岁时的照片

吴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他的祖父吴桂丹是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父亲吴国基是举人、曾出使菲律宾，任直隶州知府，可谓是书香世家、官宦子弟。

他的降生让这个传统世家分外欣喜，然而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在他5岁时，祖父和父亲全都不幸病故，只留下母亲将他抚养长大。

好在他的伯父——广东旅津中学校长吴远基对他视如己出，十分疼爱这个天资聪慧的侄子。

所以，当吴大猷14岁时，伯父便决意让他同三个堂兄一起到南开中学读书。至此，吴大猷便开始了与南开一生的不解之缘。

但当时的伯父吴远基并不知道，这个男孩儿将在未来创造出吴家最高的荣耀，将在中国史册上留下吴氏家族最厚重的一笔。

南开是吴大猷的福地，在这里，他度过了4年中学、4年大学，后又在南开大学执教2年。

他对南开有一种日深益笃、历久弥坚的感情。

15岁的他刚读完高二，就迫不及待要报考大学，即使高三的课程深奥晦涩、自学难度极大，他也仍坚持提前考试。

终是天资难掩、终是禀赋过人，他成为了当时唯一一个提前考取了南开大学的高中生。在大学里，他师从饶毓泰教授。

饶先生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先驱，是南开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奠基人，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他的指导下，吴大猷的才华被发掘的淋漓尽致。

饶毓泰教授对吴大猷非常器重，常常对吴大猷学术上的问题详细的教导、耐心的解答，还常与吴大猷一起散步、下棋，师生情谊日益深厚、宛若挚友。

正是在他的推荐下，吴大猷获得了去美国学习深造的机会。后来吴大猷曾多次说道：“我最怀念的老师就是饶毓泰先生。”

对于学术，越是深入挖掘，就越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吴大猷深深爱上了物理学。

他不但对学术研究兴趣浓厚，也对翻译、研讨和演讲表现出了不凡的悟性。

后来，他曾在台湾科学研讨会讲坛上举重若轻地讲解相对论，还将德国物理大师普朗克的热辐射论译成了中文。

在南开10年的知识浸润，为他日后走向世界的学术之路铺就了基石。

他说：“这10年是性格、习惯形成的重要时期。这10年决定了我一生的为人和工作。”

南开大学不仅夯实了他未来事业的路基，也让他遇见了人生中最美的风景——阮冠世。

1936年，吴大猷与阮冠世结婚

1928年的冬天，在学校举办的师生同乐会上，形容柔弱、美好恬静的阮冠世走入了他的视线。只一眼，就是一生。

他爱她的聪敏灵性、温婉娇柔，更爱她的善解人意、坚强上进。一个风度翩翩、一个柔美空灵，俩人顺理成章的走到了一起，开始了浪漫而甜蜜的交往。

阮冠世爱喝牛肉汤，但饭馆里卖的总是油腻又无味。从未下过厨的吴大猷就从零学起买回新鲜牛肉切成小块，放入五加皮，找来小酒坛作砂锅，文火慢炖，炖好后用布包好坛子再小心翼翼的送到阮冠世楼下。

在日复一日氤氲的香气中，阮冠世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一天他们去天坛公园游玩，阳光洒在俩人身上，阮冠世让吴大猷把耳朵贴在回音壁上。接着，她甜美而软糯的声音仿若从天边飘来：“请求上帝让我们永生永世在一起……”

多年后，当吴大猷晚年再次来到天坛的回音壁前，不禁轻抚壁砖、潸然泪下，那一串串甜蜜的回忆，被他视为最宝贵的礼物。

但这甜蜜中也夹杂着很多考验，阮冠世自幼体弱多病，此后多年也一直是疾病缠身，几次险些丧命，更因为身体太过虚弱而一生无法生育。

然而，吴大猷却一直不离不弃，为孱弱的恋人煮牛肉汤、熬药陪床，从始至终他从未放开她的手，拉着她看遍了人生每一处风景。

在爱情的鼓励下，他更加潜心学术研究，常常沉溺于著作、废寝忘食，这一切都被他身边的老师和前辈看在眼里、叹在心里。

1931年，在饶毓泰先生和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叶企孙的联名推荐下，他得到了去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的机会。

与国内相比，密歇根大学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最前沿的科研理论。吴大猷之前对量子力学和红外分子光谱知之有限，而密歇根大学正是这些学术的起源地。

吴大猷来到这里，如临宝地，立马一头扎进科学研究，饥渴的捕获所有先进的知识。在美国，他呼吸到了在国内学术界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一鼓作气发表了多篇论文，并顺利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

他的博士论文影响深远，后来195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西博格博士曾对他说：“我能获得诺奖，应归功于你的论文。”

他发明的弯形红外光谱仪被美国工厂纷纷采用，影响了当时世界光谱仪的发展趋势。

留学期间，他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担任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同时四处奔走，为海外学子们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

1934年，吴大猷应恩师饶毓泰之邀，返回北大任教，担任物理系教授。此时的北大相较之前人才凋零的境况已大有改观，他一心反哺、回报祖国，常日夜钻研、反复试验。

到1937年，北大教授团队共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他自己就包揽了近20篇，可谓独当一面、声誉卓著，由他提议成立的北大清华联合物理研讨会开创了中国研讨的先河。

在他和同门的振臂高呼下，整个北平学术气氛高昂，中国物理学研究初现曙光。

但命运无常，随着一声炮响，“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大举侵华，一时间战火连天，人人自危。

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师生连夜收拾行囊，赶往长沙汇合。经过连日奔波，众人劫后余生。

他携妻子阮冠世抵达昆明，这里尚能稍离日寇铁蹄，还为办学留了一丝余地。三校师生合力，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创办“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

此时，西南联大几乎云集了全国各界的精英，其中包括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吴有训、张文裕等人，这些人日后都成为了中国学界的宗师泰斗。

战争时期的生活异常艰难，有时他不得不去喂猪、摆摊以维持家用，但能日夜与大师们同桌而谈、共话学术，吴大猷只感到无比幸福。他一边照顾病榻上的妻子，一边潜心科研。

有一次，他刚回到家就发现装面粉的瓦缸面目全非，原来是日军炸弹的弹片飞进了院子，妻子虽没有受伤，但他们唯一的存粮已全部被毁。

不忍扔掉这来之不易的一点面粉，他将这面粉过水，做成了面筋，还笑称：“更有营养了”。

还有一次，他搭乘的马车受到枪声惊吓，将他狠狠甩出了车，他摔成了脑震荡住院月余。

在那样的年代，活着已属不易。但他不甘蜗居家中，立志要为中国科学界做更多的事。

谁都无法想象，在这战乱时期，他竟能顶着严峻的政治形势、克服艰苦的生存环境，为中国培养出了多个物理学新星、科学界奇才！

西南联大校舍

1941年，杨振宁请他做自己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

那时，杨振宁研究的课题正处于瓶颈期，他深思熟虑后，向杨振宁推荐了一篇关于分子光谱辩论的文章，经此指点，如拨云见日般，杨振宁就此确定了日后一生的研究方向。

后来杨振宁果然大有成就，于1957年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

而让吴大猷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则是另一个学生——李政道，他对李政道的慧眼识珠，被称为：“当代仕林佳话”。

李政道

1945年，19岁的李政道千里迢迢从浙江赶到西南联大，想加入这个中国最顶级的学府，但当时他条件不够、不能转学。

看着这个求学心切的孩子，吴大猷决定让他跟班旁听，若期末考试通过，则准许他入学。要知道，这样的决定史无前例，受到了学校多方质疑。

吴大猷顶着巨大的压力，就是不愿让一个可能的好苗子失去发光的机会。终于，这个孩子没让他失望，考试高分通过。

此后，吴大猷愈发觉得这个新生的潜力无比巨大，平日的课程根本难不住李政道，而对于那些远远超出课本知识范畴的难题，他也能游刃有余的解决。

很快，吴大猷断定，这个孩子的思维“大大异于常人”，是个“不可多得的天才！”

于是当1946年机会来临时，他毫不犹豫地举荐了李政道作为交流学生，随他一起赴美深造。尚未大学毕业的李政道就这样被他直接推荐进了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也因此，李政道成了中国第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博士！

吴大猷、李政道、杨振宁

1957年，李政道获得了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奖章，彻底从当年惊慌失措的男孩儿成长为中国物理学的翘楚。

而这一切，都与吴大猷“慧眼如炬”“苦心栽培”密不可分，但吴大猷却说：“这并不是我的功劳，钻石放在哪里都是钻石。”

对于后来社会赋予他“伯乐相马”的种种赞誉，他不过淡然一笑，说：“我们不过适逢相会，只是在彼时彼地恰巧遇上而已。”

在美国期间，他从未忘记初心，自己当时向蒋介石提出的“培养研究原子弹人才”的建议仍言犹在耳。他马不停蹄会同华罗庚、曾昭抡等人，正式开启了“中国曼哈顿计划”。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次留洋，竟是半生。在他往复各国大学任教的日子里，国内战争爆发，他无法回国，自此滞留海外，直至退休。

他回忆说：“初以为观望些时候即行回国，不意这一去，竟长达多年，度过我生命中的大半年华。”

直到1983年，他才回到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继续钟爱的科研事业。后又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倾一己之力，搭建起祖国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的桥梁。

弟子们将他发表的学术成果汇集成多册，著作摞起来竟能与他等身。大家称他是“中国物理学之父”、是“孔子式物理学家”，但对于这些赞誉，他都看之淡然。

在他心底深处最怀念的，仍是在南开求学的十年，是在祖国怀抱中哭过、笑过、挣扎过也甜蜜过的日子。

1992年，85岁高龄的吴大猷，回到南开大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他46年后第一次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故土、他牵肠挂肚的母校。

当他看到自己当年的成绩单时，思绪万千、一时间哽咽无言，在场众人，无不动容。一片赤子之心，终于归国；精诚学术之魂，终有报时。

2000年3月4日，吴大猷病重逝世，享年93岁。这颗中国物理学界最耀眼的星永远地熄灭了，这位在世界学坛举足轻重的巨人永远离开了。

注：本文来自“一日一度”，作者易水寒，经授权转发。

制版编辑 | Morg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