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崔   乐（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性别与教育研究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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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不少高校开设了以恋爱为主题的课程，授课教师希望以此培养学生 “健康的爱情观”[1,2]。根据中国青年报10月12日报道，在被调查的全国1028名大学生中，近九成支持大学开设恋爱课[3,4]。这些课程的授课现场常常引来学生夹道旁听，并引发媒体热捧和网民热议[5]。

恋爱课真的有人们想象中那么美好吗？授课教师传达的是怎样的性与性别观念？

审视这些恋爱课的课程录像以及授课教师接受的媒体采访，不难发现这些课程充斥着性别刻板印象。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学生爱情兵法》课的授课教师洪亚非副教授这样讲授性别差异：“男女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女性是感性的，男性是理性的”；“女生经常会口是心非，说的话和行为相反，女生说的气话的思维特点是逆向思维，是反逻辑的”；“女性的心理弱点是从众心理强，尊重权威，排解自我压力的能力较弱，更容易操心和忧心忡忡”[6]。在这些关于性别心理的教学中，男女两性的心理被夸大为相反的两极，看不到同一性别的内部差异，也看不到跨性别等多元的性别身份。

性别刻板印象被用于解释恋爱中的性别互动。中国人民大学的《情感心理学》授课教师认为恋爱互动中的性别差异是 “天生” 决定的：“恋爱中的女孩会抱怨为什么男孩走在路上总爱看别的女生，男人从生物本能上来说是视觉动物。男生不理解为什么女生总爱听甜言蜜语，因为女生天生就是听觉动物。”[7]

在华东师范大学洪老师的恋爱课堂上，女性形象是被动的、言行不一的、缺乏理性的。“女性的矛盾性表现在，当男生穷追不舍的时候，她会避开你，不断退让拒绝。女性的矛盾性还表现在看到喜欢的帅哥梦中梦见但又不敢表露”；“女性在恋爱期间的一大特点是自觉与不自觉地 ‘作’，‘作’ 是一种无理取闹。除了女性自身修养之外，‘作’ 是一种发泄。”[6]

当性别刻板印象被认为是一种天性或客观事实时，一切差异似乎都是不可改变的。恋爱中的冲突似乎只是不够了解彼此差异的一场误会，性别关系中的不平等因此被合理化了。譬如，洪老师这样解释男女对出轨的不同反映：“在男女恋爱关系中，女性嫉妒的是情感，男性嫉妒的是肉体。男生可以把性和情分离，出轨后还是可以感情不变的，偶尔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肉体出轨；而女生不可能把性和情分离，所以不理解男生。一个男生出轨，女生怀疑的是他情感上不忠于她；一个女生出轨，男生恨的是肉体上已经给人家了，那我怎么能承受？”在这种完全诉诸个体心理的解释中，性别在社会文化与制度上的不平等被掩盖了，譬如性道德的双重标准、男女出轨及离婚所承受的不同代价、男女性资源的差异。似乎没有什么 “不平等”，一切只是 “不同” 而已。

学生们在恋爱课上被教导顺应传统性别关系。譬如，洪老师教导女生在恋爱中要避免主动。“女生可以倒追，但即使你是主动的，双方确立关系后你要把主动转为被动”；“我要告诫许多女生，要给男人一定空间；女性正好相反，害怕遗弃的感觉。女性一旦有被遗弃的感觉，心情会变得很无常、烦躁、情绪化”；“女生的 ‘作’ 要把握一个度，要有分寸，要恰到好处”。

相应地，男生则被洪老师教导不要把女生的话太当真，要擅长表演：“女孩提分手往往有情绪性、试探性，是一种 ‘爱的曲折表达’，嘴里说的未必是心里想的。女孩一句 ‘我们分手吧’ 就像口头禅，大概和 ‘我不高兴’ 是相近的意思。她最希望男朋友回答 ‘没有你我就去死’，如果再加上若干撕心裂肺的表情、动作，效果更佳，她听了之后马上会很满足。” [8]这让人联想到今年沸沸扬扬的北大女生包丽自杀事件[9]，在她与男友的分手冲突中，男生曾不停央求，威胁 “死给你看”，并曾给包丽发来一张服用过量安眠药的诊断证明。最终包丽选择了自杀。

不得不承认，恋爱课上那些陈腐俗套的性别脚本的确常常是社会现实。可是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迎合现实，而应该是去除蒙蔽、反思和改造现实。在这些高校的恋爱课堂上，看不到对性别文化的批判性分析，看不到性别差异是如何被社会文化所建构的，看不到传统性别观念如何禁锢了人们的选择、导致性别暴力，当然也就无从改变性别文化。

如果恋爱课的教学只是复制和巩固既有的性别文化，并以天性注定来合理化不平等，教导学生顺应和迎合不平等的性别关系，那么这种恋爱课恐怕是有毒的洗脑课，与 “女德班” 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只不过，恋爱课的毒常常隐藏在 “关爱” 甚至偏袒之中，比如洪老师会教导学生：“请你们记住婚后的两条原则：一、老婆永远是对的；二、如果你觉得老婆错了，请参照第一条。”[10]

我很好奇教室里端坐的年轻一代作何反应。然而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学生爱情兵法》课录制的网络视频中，教师像是传道一样在讲台上滔滔不绝，条分缕析地总结要点，不时点缀着故事和案例。学生们在台下沉默认真地听讲，全程没有任何互动与讨论。

高校的恋爱课往往有很强的实用性。一些课程除了会介绍关于搭讪、撒娇、沟通等相关的技能外，教师还会化身红娘，把课堂变成相亲现场。在上海大学的《爱情心理密码》课上，老师把学生分成男女两组，让男女生现场配对，彼此加深了解[11]。天津大学《恋爱学理论与实践》课由学生社团 “鹊桥会” 申报[12]，负责人介绍课程目的是 “让大家更多了解异性”，“将课程里面习得的知识学以致用，交到了一个好的对象，我们可以酌情给满分。”中国矿业大学的《恋爱心理学》课程教师把恋爱课比喻成 “百货药店”：“每个人走进这家百货店时，都抱有不同的目的，但最终他们都在这堂课上找到了自己想要的 ‘商品’”[13]。

当 “脱单” 成为课程目标之一时，老师无形中在 “单身者” 与 “恋爱者” 之间建立了一个等级秩序。单身被默认为一种残缺的、渴望爱情而不得的、需要被改变的状态；恋爱者则被鼓励和 “表彰”，为单身者传授经验。譬如，河南师范大学的教师问教室里的同学们：“有谁能骄傲地举一下手，你现在正在恋爱当中。”[14]上海大学的恋爱课教师会收集一份有恋人的学生名单，让学生上课分享恋爱经验[15]。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北京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学大纲中，“恋爱心理与爱的能力培养” 一讲被修订为“幸福，从学会恋爱开始”[16]。当 “脱单” 被视为一种能力或 “成功” 的标志、以及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那些享受单身状态、或无意进入亲密关系的学生会被污名化。

另一个隐而不宣的等级秩序是性倾向。无一例外，异性恋是恋爱课中亲密关系的默认模式，学生被视为天然地渴望异性。在河南师范大学一堂恋爱课视频上[17]，老师在讲台上问教室后排的男生们：“有女朋友吗？” 当听到男生说没有后，老师说：“来，去扫一扫女生们的微信”。这种默认所有人都是异性恋的教学行为强化了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ity），同性恋被边缘化为一种不存在或反常的身份。根据性少数的人口比例，可以肯定的是，教室里一定有一些学生不是异性恋，他们是否会觉得自己怀揣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是否觉得需要伪装异性恋并感到压力？课堂教学与他们身份的冲突，是否会让他们难以接受自己的身份？他们如何应对发展亲密关系过程中的艰难与阻力？

除了同性恋以外，许多更为多元的亲密关系也是教学中不可见的。譬如，来自非洲的黑人男生与中国女生的爱情会被如何看待？中老年女性与青年男性的恋爱会被祝福吗？跨性别者、残障者等边缘群体发展亲密关系会面临那些独特的阻力？如何理解相互同意的、非专属的多边亲密关系（Consensual Non-monogamy）？[18]性、性别、种族、年龄、阶级等不同的社会因素往往紧密勾连，交织出独特的经验。恋爱课应当能够呈现出性与性别身份的多样性，以及亲密关系如何受到多种不同的社会规范与制度的影响。

正因为亲密关系一定处于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与制度中，仅仅局限于个体心理或培养技能的教学是狭隘的。在亲密关系中的困境中，出问题的不一定是个体，而是社会。譬如，对于同性恋学生来说，学习再多恋爱沟通技能，也不一定能让他们在一个充满污名与排斥的环境中对亲密关系的前景保持乐观。寄希望通过个人能力提升来获得完满的爱情，低估了制度与环境对个体的限制。

因此，让恋爱课成为 “百货药店” 是一个过于天真的期待，亲密关系中的困境有可能是无解的；意识到性别权力与规范的运作不一定能为学生解决情感问题提供一个心满意足的答案，甚至可能因为颠覆固有的价值观而让人陷入不安与痛苦。然而，社会文化的批判视角可以让人清醒地认识到个体在社会环境的处境，可以避免学生逆来顺受地遵从主流规范、或在亲密关系中轻易被操控[19]，为发展出更为平等、多元的亲密关系提供了可能。

这样的教学，对教师与教学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中国高校里的恋爱课教师们，是否具备批判性审视性别规范的专业知识，还是仅仅依赖那些不加反思的 “人生智慧”？他们是在启发学生的批判意识，还是在捍卫传统性别规范？中国高校的言论环境足够自由到可以畅谈各种非主流的性别议题吗？

五年前，当我还在广东一所高校任教时，曾经在我的《社会语言学》课堂上与学生谈论爱情。我让学生化身词典编纂者或语言教师，给“爱情”这个词下定义。学生们给出了形形色色的定义，我接下来展示出中英文权威辞书的定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编写的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中，“爱情” 的定义是 “男女相爱的感情”；《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中，love 作为名词的释义为 a strong feeling of liking and caring about someone, especially combined with sexual attraction。

通过比较和讨论这两则释义的区别与优劣，我希望学生们可以对语言中的性别观念更加敏感、更加具有批判性：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本文英文版首发 Sixth T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