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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周雯娟（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副教授）

责编 | 沈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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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一种最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全球每年新发病例数超过50万，全球每年因该病致死的妇女人数超过26万。在中国每年新发宫颈癌病例超过13万，死亡人数约5.3万。目前对于宫颈癌的病因学研究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由于与性行为关系密切，宫颈癌患者倾向于被污名化，被认为是因为性生活不检点才得病。但很多人忽视了在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下，致病的病原很可能是由丈夫的持续婚外性行为造成的。

我们随机选取宫颈癌患者调研后发现，在170多个样本中，有86.6%的患者处于原配婚姻关系中，其中70.9%的患者至今只有一位性伴侣，26.4%的患者在婚前有过性行为而婚后只有一位性伴侣，即97.3%的处于原配婚姻关系中的宫颈癌患者在婚后只有丈夫这一位性伴；但在她们的配偶中，被患者明确察觉有婚外性行为者的比率为35.2%，怀疑有此行为的比率为21.9%；而应对丈夫婚外性行为时，绝大多数的患者最终都选择了妥协忍让。

袁阿姨是其中一位典型的被访者。她是我访谈过的宫颈癌患者中的一位。她年近六十，身形瘦弱，因为化疗脱发，戴着一顶质量不大好但梳理得十分整齐的假发。初次见面，她眼神里透着怯懦，却也显得很安定。

像大多数这种疾病的患者一样，她来自农村，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二十岁时经人说媒，由父母做主出嫁，之后便住进了婆家，一辈子都围着农家生活打转。在诊断出宫颈癌晚期被儿子送到省城看病之前，她从没离家这么远，也没见过这么多种种形色的人。

袁阿姨一生务农，没有出门打过工，她一生里的多数时间都为经济犯愁。家乡偏远，经济落后，家里有好几个孩子要抚育，老人要赡养，田地里的作物每年也换不回多少钱，一切开销只能靠丈夫在煤矿打工挣来，但是按她的话说“只要不得病，生活也还过得去”。就像中国大多数的农村家庭，晨作暮息，唯有时间在不停流转，而生活总是平淡地重复着。

袁阿姨生活里最大的波澜是丈夫的出轨。三十来岁时，村里老有人提醒她要把丈夫看紧些，男人们嘻嘻笑笑地调侃她丈夫“喝花酒”，女人则神神秘秘地告诉她亲眼见过她男人抱别的女人，可袁阿姨只把这些话当作玩笑。直到有一天村医提醒她要去看看病，因为她丈夫在医生那查出了性病，袁阿姨感到如雷轰顶。这种震撼里有“性病”带来的羞耻，还有被欺骗激发的恼怒。她开始认真审视丈夫的可疑，并最终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张陌生女人的照片。

袁阿姨被丈夫的背叛深深地伤害了。她认为自己履行了一个女人全部的责任和应有的美德，但丈夫却不知足，不仅在别的女人身上花钱，还给她打上了“性病病人”的标签。她忍不住大哭大闹起来，动手和丈夫打了架，威胁要离婚，连公婆也帮着她，但这些手段就像“耍把式”的伎俩，根本改变不了现实。对于所有的指控丈夫都否认，吵起架来也丝毫不示弱，打架时还让袁阿姨吃了不少的亏。再后来男人索性更加晚归，钱也不再按时拿给家里了。

我问她，“为什么不真的离婚？”袁阿姨黯淡地说，“老公不同意离婚，我能怎么办？我打也打不过他，骂他他就走，父母也来劝我说对小孩不好。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冷静下来后，袁阿姨认为，“要怪就怪社会风气不好。这个社会上有哪个男人不乱来的？只要男人的心还在家里，把钱拿回来，其他的我看开点就是了。”

于是，袁阿姨面对丈夫的“风流”选择了坦然。她想，既然改变不了他，不如顺应他，一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想明白后，袁阿姨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照旧过起了日子。直到袁阿姨的丈夫因为煤矿事故遇难，他们俩的夫妻关系不可谓不融洽和谐。

再之后，袁阿姨守了二十年的寡，这期间她一直坚持一个人生活。“为什么不再找个人过日子？”她倔强地摇摇头说，这就是她的德行。

作为研究宫颈癌的科研人员，在聆听袁阿姨的故事时，有一些关于疾病的事实让我觉得如鲠在喉。

宫颈癌不同于其他的肿瘤，除了少部分受遗传影响的病例外，绝大多数人患病都跟性行为风险有关，因为有一种经性行为传播的病毒（人乳头瘤病毒——HPV）被证实是这种疾病的罪魁祸首，不无夸张地说，没有HPV的感染就没有宫颈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体感染病毒后，通常在不长的时间里，机体就能把病毒彻底清除，而只有反复、持续感染这种病毒的妇女才有可能患宫颈癌。

那么对于忠贞、坚忍、一辈子只有一个性伴侣的袁阿姨来说，她持续感染HPV的源头在哪呢？只有她唯一的性伴侣——丈夫。是这位唯一性伴的“搬运”作用，一次次地把从别处感染的病毒传递给了自己的妻子，从而提供了宫颈癌发生的前提条件。而袁阿姨有没有办法阻止这种“搬运”呢？

掌控了家庭威权和经济权力的丈夫，对妻子有限的抗争往往有恃无恐。袁阿姨哭过、闹过，甚至动手打过，可最后吃亏的还是她自己，对她来说，选择妥协和忍让所付出的代价要比倔强执拗低得多。

依附于夫家的女人难以承受这样的生活变故，也难以抵抗来自丈夫的施压。几乎没有人劝说袁阿姨离开丈夫，因为离婚的农村女人将要离开长期居住的夫家、离开子女、寻找独立的经济来源，而袁阿姨没有能力面对这些生活困境。

在中国农村，安全套更常用的名字是“避孕套”，即大家并不知道它除了“避孕”之外还有别的功能。袁阿姨一生使用安全套的次数不到十次，这是因为她早早就遵循计划生育政策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而得以永久避孕，因此即使与丈夫关系紧张时，他们的夫妻生活仍然是“无保护”的。

穷怕了的农村人，不到身体扛不住时都不会选择看病，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袁阿姨连村里免费的妇科检查也不肯参加，一是对隐私部位的检查让她感到“怕丑”，二是她觉得自己的身体一向健康。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农村人对“深奥”的医学诊断存在莫名恐惧，他们害怕面对复杂的健康问题，而治病的花费更让他们不堪承受。

一条条救赎的道路都漠然地绕过了她，把袁阿姨的生命推向终点的，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呢？

在当下社会热烈讨论宫颈癌疫苗的效价、价格、有效性时，在都市女性们着手研究去香港还是在内地接种疫苗时，其实真正受到宫颈癌威胁的更可能是被健康保障措施一次次遗漏的社会边缘人群，是失权、弱势、茫然的底层妇女。从HPV的感染者演变成宫颈癌患者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在此期间简单的医疗干预就能终止疾病的演进，而只有长期忽视风险的人群才会成为恶性疾病的受害者。

“袁阿姨们”想不到，对伴侣的宽容会给自己带来癌症的风险；她们不知道自己的健康权利能够怎样保障；她们文化程度不高，没有话语权，因此也常常被边缘和忽略。最终她们的健康缺乏保护地“裸露”在了各种威胁之下。

目前能预防宫颈癌的HPV疫苗尚不能实现免费和普惠，我国自主生产的二价HPV疫苗虽然计划在不久的将来问世，但未来在对有限的医疗资源进行分配时，具有高危因素的弱势群体是否能得到优先的考虑？

针对农村妇女的“两癌”筛查（宫颈癌和乳腺癌）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大量过去处于公共医疗服务边缘的农村妇女得到了实惠，然而当一些妇女经过筛查检测出疾病时，后续的治疗选择却成为了她们的难题。因为信息不对称，她们对于“复杂”且“昂贵”的医学诊疗充满了担忧和疑虑，而肿瘤的治疗花费更是“不可承受之重”，如何减少她们的就医顾虑是公共福利政策制定时应严肃考虑的问题。

当“治病”的后顾之忧被减轻后，妇女对筛查参与的意愿也将提高，过去因为种种顾虑而回避参检的妇女将被筛查惠及，以得到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并最终获得更高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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