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中国派出的赴柬埔寨进行疟疾防治研究的13名考察组成员。从左到右：邓淑碧、姜芸珍、焦岫卿、李祖资、胡善联、王元昌、李国桥、瞿逢一、施凛荣、周义清、王国俊、黄承业、赵保全

黎润红 | 撰文

1967年中国523项目正式展开后的二十余年间，中国在抗疟药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屠呦呦团队发现的青蒿素以及后来的其他小组改造合成的蒿甲醚、青蒿琥酯等衍生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蒿素衍生物一直作为全球最有效、无并发症的疟疾联合用药的关键组分之一，而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也因青蒿素相关发现，成为中国内地本土培养出来的首位诺贝尔科学奖项得主。中国523项目成立之初，在“抗美援越”的背景之下，从不同的途径筛选有效的抗疟药，除了合成出了新抗疟化合物外，最为成功的就是从中药青蒿中发现了青蒿素，不过青蒿素药物并没有到达越南的国土，美越战争就结束了，后来青蒿素类药物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尤其是非洲和东南亚。

而在此之前，青蒿素有一段在1976年应用于柬埔寨的历史却鲜为人知。

1975年柬埔寨政权更迭后，强制迁徙政策导致金边等城市医疗设施荒废，专业医务人员流失殆尽。新移民被迫栖身于疟疾肆虐的丛林和山区，缺乏蚊帐、药物和清洁水源，因此，疟疾等蚊虫传染性疾病暴发。

1976 年1月23日，中国派出一个来自军队和各省、市主要承担523项目单位的疟疾研究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疟疾防治考察组，赴柬埔寨协助开展疟疾的防治。这次行动不仅展现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精神，也体现了两国之间深厚的友谊与互助精神。考察组的任务不仅是进行疟疾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更重要的是协助柬埔寨开展疟疾的防治工作，为柬埔寨军民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

中国“赴柬疟疾防治考察组”是应柬埔寨社会事务部通过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外交渠道）提出的请求，按照中央卫生部[75]卫报外字第35号、119号《关于派考察组赴柬埔寨的请示》精神和国务院对卫生部、总后勤部上报的《赴柬埔寨防治疟疾考察组活动计划》的指示，基于中国523项目积累的经验，由地方和军队共同组成，共13人，其中专业人员全部来自参加523项目的各军事和地方单位，包含疟疾急救、临床治疗、媒介调查、药物开发等多个专业。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1]（当时为副所长）暨北京523项目办公室主任周义清为组长，副组长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2]，组员包括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焦岫卿、施凛荣、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姜芸珍、广东省卫生防疫站寄生虫病研究所的李祖资、上海医学院的胡善联（因其他事情更早到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的王元昌、第二军医大学的瞿逢伊、王国俊（传染病教研室）、昆明军区的黄承业、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邓淑碧为柬语翻译，军事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赵宝全为法语翻译。

本次考察的工作计划是在柬埔寨疟疾流行地区通过点面结合的方式开展疟疾流行病学调查，预防服药的防疟效果观察，灭蚊防疟效果的观察，治疗药物的效果观察，凶险型疟疾的救治和常用抗疟药的敏感性观察，计划中药物的使用均强调使用中国523项目研究开发的新药，预防药物包括防2和防3以及哌喹，治疗药物为复方磷酸咯啶和磷酸羟基哌喹，脑型疟救治用药时磷酸咯啶和青蒿素，而后备内部控制使用的药物选择的是有机镓[3]。

不过在中国团组用药参考的《中国疟疾防治药物介绍》[4]文件中并不包含青蒿素和有机镓制剂，说明这两种药物在当时还是作为研究用药的，甚至有保密性质，这个在后来交谈中可以看出来。

这份手稿完成于1976年7月底。当时，赴柬埔寨的疟疾防治考察组成员在7月23日圆满完成任务回国后，应相关邀请撰写了一篇介绍此次考察工作的报道。然而，命运似乎与这篇稿件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就在他们回国后的第五天，即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突然爆发，举国上下都投入到抗震救灾的紧急行动中，这篇稿件也因此被耽搁下来，一直未能顺利发表。岁月流转，这份承载着珍贵记忆与历史意义的手稿，一直被考察组的专家们小心珍藏。直到几年前，一位老先生才将它连同其他相关材料一起交到了我的手中。

在翻阅这份手稿时，我注意到落款作者的名字是“钟建谊、龚前进”。这两个名字在我此前采访了百余位“523任务”工作者时从未听说过，这让我在整理材料时感到十分困惑。于是，我带着疑问去请教那位老先生，这才得知了其中的缘由。原来，“钟建谊”和“龚前进”这两个名字，其实是“中柬谊”和“共前进”的谐音。它们蕴含着在那半年的考察工作中，中国和柬埔寨两国医疗工作者携手并肩、共同奋斗所结下的深厚情谊，也表达了他们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团结一心，并为之积极贡献力量的真挚心愿。

手稿中写道：

“在半年的共同战斗生活里，中柬医务工作者密切合作，互相学习，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中国和柬埔寨是亲密的邻邦，中柬两国人民是亲如手足的兄弟。我们每到一地，宾主总要共叙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岁月里，两国人民相互同情，互相支持，结下的深厚情谊，表示要进一步为发展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团结积极做出新贡献。”

在腊塔纳基里某地，人们赞美两国战友奋力抢救病人的事迹。当我们在调查时，那里恶性疟疾病人多，有的患黑尿热、严重贫血，生命垂危，必须立即输血抢救。我们克服了没有标准血清鉴定血型和配血的各种困难，为病人输了血，抢救了一个病人的生命，接着又有一个病人出现同样的险情。我们正要再次为这个病人输血，可是柬方朋友也争着不让，最后不得不由同一血型的我们的副组长和当地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同为这个病人输血。大家都为救治这个柬埔寨同志而高兴，更为中柬三位战友的鲜血流在一起，结下情谊而激动地说：“鲜血浇灌了友谊花！”

在山区某地，我们有一位同志高烧几天不退，当地的负责人亲自开着汽车来护送，有关部门派了专船和医生，远道前去接回金边治疗和休息。社会事务部长第二天还亲自到住地探望和慰问。在磅逊海湾工作的那段时间，为了及时对调查的情况做出结果，大家经常起早睡晚，有时工作到深夜。柬埔寨的战友总是劝大家早些休息。主人的关怀我们表示了感谢，而坚持把工作做完。他们就陪着我们，也不睡觉。招待所的服务人员主动热情为我们加做了夜餐，找来了糕点和罐头，要大家加餐。每当进行野外调查，为了安全，柬埔寨的战友总是奋勇当先，走在前面，在乱草丛中为我们开路，处处体现了柬埔寨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中方考察组成员共在柬埔寨用带去的防2、防3、哌喹片等药物治疗疟疾患者近5000人，面对当时疟疾高发流行，甚至短时间内死亡一、二百人的情况，他们救治危重病人43名，其中用青蒿素及磷酸咯萘啶救治的有31例，其中脑型疟就有22例，均治愈。这是我国的“抗疟药”——青蒿素第一次出国。而且当时在中柬双方的会谈中，中方人员也明确提出：

“……磷酸咯萘啶是……科研人员和工人一起研制的新药，疗效比氯喹、奎宁作用快，使用方便。……青蒿素的特点是速效、低毒，专门用于抢救凶险性病人的，这个药是遵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发掘祖国医药学宝库，实行中西医结合的教导，研究出的新成果。这两个药，目前在我们国内暂时还没有公开，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更是保密了。由于中柬两国是兄弟，党和政府对我们这次来柬埔寨很重视，指示要毫无保留地把这两个药带来，希望他们能更好地为柬埔寨人民服务。”[5]

在柬埔寨临床试用中，再次证明了青蒿素在抗药性严重的东南亚地区，用于救治脑型疟疾和治疗抗药性恶性疟疾的效果非常优异，尤其是用于抢救脑型等凶险型疟疾病人，能使病人得到非常有效救治并很快痊愈，从而挽救了一批病人的宝贵生命，受到柬方的赞扬和感谢。

1976年，在柬埔寨，中柬两国医疗工作者携手抗击疾病，共筑友谊之桥。这段经历将成为中柬友谊史上一段美好的回忆，激励着两国人民为共同的繁荣和进步继续努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柬两国将继续携手前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文中所用的单位都为当时的单位名，现大部分已改名。

[2]中柬双方就“疟疾防治考察组“工作问题举行第二次会议（纪要），1976年2月20日。

[3]赴柬埔寨防治疟疾考察组工作计划，1976年1月16日。

[4]中国疟疾防治药物介绍，1976年。

[5]中柬双方就疟疾防治考察组工作问题举行第二次会谈.1976.2.20

作者简介：

黎润红，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青蒿素研发历史采集工程主要完成人，与饶毅、张大庆合作出版《继承与创新：五二三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的诺奖之路》《呦呦有蒿》《“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