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丁兆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

           丁毅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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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正值我国科技大发展的时期。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未来12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及其重点、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科研工作的体制、科研机构的设置、科技干部的使用和培养及国际合作等方面作出了全面部署。

1958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主管科技工作的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副总理和中宣部以及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呈交请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试办一所大学。经过四个多月时间紧张筹备，从无到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以“大跃进”的速度于同年9月20日正式成立。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科大创新立校，科教报国，为中国科技、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科大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为何创办，又是如何创办的，众说纷纭，长期笼罩着一层历史的迷雾。本文依据大量文献、档案史料，试图从不同侧面阐析该校应运而生的历史背景与相关因素。

《规划》列出了若干填补空白及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项目，其中提到：“目前在我国，最新技术的应用还处在萌芽阶段。和这些新技术有直接联系的某些重要科学部门，如原子核物理、空气动力学、电子学、半导体物理学等几乎还是空白，或十分薄弱。......对于科学的空白部门必须迅速加以填补，......在十二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在《规划》列出了系列新技术学科方向之后，一些重点高校及科研机构为适应新的形势，相应采取了各种举措。

不同于其他高校增设、改变部分系科、专业以填补空白、薄弱科学部门的作法，在全国科技大发展的局面下，新成立的中国科大所设的13个系41个专业（表1）几乎全部都是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空白、薄弱环节，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国家的需求。正如聂荣臻在中国科技大学开学典礼上所说：“......在短时期内使我国最急需的、薄弱的、新兴的科学部门迅速赶上先进国家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下筹办的。” [5] 郭沫若也指出：“我们的学校所负的任务主要是为国家培养出搞尖端科学的人才。原有的十三个系都是最近三二十年新发展的科学技术部门，即所谓‘尖端科学’。” [6] 钱学森也曾表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为我国培养尖端科学研究技术干部的。” [7] 他们的讲话，明确指出了中国科大的创办初衷：发展尖端科技，填补我国的空白、薄弱学科。

表1.中国科大成立时的系科专业与系主任

1955-1956年，中国开始酝酿研制原子弹和导弹。1958年6月8日，中国科大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确立了校名并通过了建校方案和本年度招生简章，决定设置12个系。之后赵九章又建议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7月28日，学校筹备处召开的第1次系主任会议决定增设该系。当时高考报名已经结束，在赵九章等人的努力下，四川省提供了支持。中国科技大学1958级地球物理系的学生全是四川人，其中包括四川省省长李大章的女儿。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科技大学所设的13个系41个专业中，很多是与“两弹一星”密切相关的，如1系、8系与原子弹，7系与导弹，13系与人造卫星。尤其是“两弹一星”研制的三大领军人物 [11] 中，钱学森与赵九章分别是7系、13系的系主任，而钱三强因为公务繁忙没有出面，由赵忠尧代替他担任了1系的系主任。在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的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11位曾在中国科大任教，除赵九章、郭永怀、钱学森三位系主任外，还有钱三强、彭桓武、陈芳允、程开甲、杨嘉墀、陈能宽、于敏、周光召。可见中国科技大学的创办与“两弹一星”关系之密切。

自1957年10月以来，以农业打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科技、教育“大跃进”中，高等学校遍地开花、办学神速的形势下，作为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的中国科学院自然不甘落后，1958年不仅创办了中国科大，还创办了中国科学情报大学（次年并入中国科大）。此外还由各研究所自行创办了一些院校，如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创办了西北生物土壤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创办了长春化学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创办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北京、上海两地也分别成立了科技学校（这两所科技学校后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等（[15]，页105-106）。在中国科学院1958年8月6日的党组扩大会议上，计划局副局长谷羽提出“：学校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办43个，合办14个，自办26个，科技大学3个，高等专科23......” [16] 科技大跃进对中国科学院办学热情的推动由此可见一斑。

在1958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聂荣臻、中宣部、康生呈交试办大学的请示之后，5月20日，聂荣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此事，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次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交报告：“中国科学院拟办一所大学，我认为是可行的。昨日与恩来同志面谈时，他也很赞成。校址科学院曾建议用原华北行政委员会旧址，我与彭真同志谈过，请市委予以调整，请中央批准，以便立即着手筹备暑期招生。”6月2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

“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也审批同意了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聂荣臻随即批示：“张劲夫同志即办。” [17] 在全国性的办学高潮中，在中央及有关领导人的支持下，中国科大才有可能快速创办起来，并于同年9月20日即告开学。正如郭沫若所说：“我们的学校是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之下，在去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气势中，根据教育大革命的明确的方针，新建立起来的。......我们的学校毫不夸张地，可以称为‘跃进大学’。它是总路线的一个成果，是生产大跃进的一个纪念碑，是教育大革命的一个试验田。” [6] “我们的学校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气势中创办的，......我们的学校可以说是大跃进学校。”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就一直是国家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自成立之后，先后接收了原中央研究院化学、植物、动物、工学、物理、气象、天文、地质、医学、药学等研究所（或筹备处），原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药物等研究所。在此基础上，通过争取并协助在国外的科学家回国等措施，中国科学院先后成立了相对齐全的自然科学各门类的研究所，也集聚了大批各方面的科学家。至1958年，中国科学院已形成了“学科广泛，专业近百”的局面。正是由于作为国家最高科学机关的中国科学院学科门类（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齐全，后来才有可能创办中国科大这样的“综合大学”。

此外，中国科学院一直具有培养高水平科研人才的实际经验。中国科学院与大学曾合聘了大批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一半时间从事研究工作，一半时间在大学教学。同时，科学院有很多高级研究人员在大学或专科学校兼课，还为解决部分大学教学人才缺乏而借调高级研究人员到各地大学任教或短期讲学（[15]，页20）。自1955年学部成立之后的2年内，科学院各研究所的690名研究员和副研究员中，在高等院校兼课的有134人。科学院和有关高等院校合作建立的研究机构有十余个。全国有91个高等院校派送到科学院各研究单位进修的有420人。此外，高等院校先后派往科学院生产实习的学生有1395人，参加各种短期训练班学习的有146人 [19]。

“大跃进”之际，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学术科研中心，虽拥有众多的高级科学人才，却急需补充优秀的后备力量，特别是国内新兴技术学科方面的尖端科技人才。在1958年2月中国科学院部署科学工作大跃进的所长动员大会上，郭沫若就提出：“我们加强了科学的队伍。要作事必须要有人，要有干部，干部决定一切。必须发挥老科学家的潜力，同时培养大量的新生力量。” [20] 聂荣臻在1958年3月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第5次会议上也提出：“在科学事业大跃进中，摆在我国老一辈的科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国家要求他们既要切实从事研究工作，又要热心培养青年干部，在两方面都作出成绩。”“老一辈科学工作者是我们国家宝贵的财产，但是人数终究很少，而且按照自然规律，会逐渐减少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因此必须把对青年科学干部的培养当作首要的任务。” [21]郭沫若再次强调：“科学进军的最中心的环节是科学干部问题。”“对于最急需的科学部门的干部，还有一种特殊的培养办法，即选拔中学毕业生中各方面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在紧张而严格的教学计划和充分的物质设备的条件下学习最重要的专门知识和技术。”（[8]，页22-24）

据郭永怀夫人李佩2006年初向《科学时报》记者回忆，1958年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三巨头”（所长钱学森、副所长郭永怀、党委书记杨刚毅）在万寿山的一次会议上确定了力学所研究方向是“上天、下海、入地”。钱学森认为，首先必须办一个学校培养学生，不能只靠所里刚回国的几位专家。随之，他向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成立星际航行学院。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务会议讨论力学所成立星际航行学院的提议，许多研究所负责人都表达了急需年轻人才的强烈愿望，讨论结果是建立一所多学科的新型大学。而此前于2003年7-8月间在接受中国科大校友基金会《校友风采》栏目的采访时，李佩曾表示“据朱兆祥说”，万寿山会议是1958年7月6号召开的。时间与汤宁主编的《力学所科研发展史里》中所记述的一致。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创办学校的报告是此前的5月9日呈交的。究竟万寿山会议是何时召开的，这成为判断“星际航行学院”与中国科大有无关联的一个关键。遗憾的是，力学所历史上这次重要的会议在档案中未发现有任何记载。据一些老人回忆，该会议召开时间在“四五月或者七八月份左右”，在5月9日前后摇摆不定。在钱学森之后继任力学所所长的两院院士、钱学森的学生郑哲敏也仅记得“大跃进中，我们所三巨头......在颐和园开了几天会”。万寿山会议的召开时间成为一个难解之迷。

经笔者查阅中国科学院档案，发现杨刚毅曾于1958年6月12日上报院党组一份《关于培养力学干部的初步意见》，建议“在培养干部方面也实行遍地开花的方针。......除在科学技术大学培养研究尖端性问题的人才外，在高等院校也普遍建立力学专业” [22]。其中并未提到星际航行学院。而在2个月之后的8月18日院部专门讨论力学所工作的会议上，钱学森提出了办学问题，计划次年办星际航行学院，由“清华搞，可以吸收三四年级学生”。但紧接着又提出要在“科技大学设一专业，大学三四年级生转来”（图1）[23]。另据力学所档案记载，在1958年8月11日领导小组讨论会上有这样一句话“：力学所第一研究室作为星际宇航设计院的前身，其当前主要任务是......” [24] 由此可见，关于“星际航行学院”的设想，应该是确有其事的，只是名称有些出入。无论是李佩还是朱兆祥，他们对于“星际航行学院”与中国科大相关联的记忆都应该来源于郭永怀、钱学森等当事人。但在时间上却显然存在着差异，中国科技大学的筹办在提出星际航行学院的设想之前。由此可以判断，“星际航行学院”的提议促进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创办，但却不是直接动因。

图1.会议记录中的钱学森发言

据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后来回忆：“由于科技工作开展得很快，每年国家分配给科学院的大学生，各研究单位都反映满足不了需要，并在业务对口上不能完全符合要求。因此，1958年初，京区一些研究所的科学家提出：运用科学院各研究单位高级科学家及中青年科学家众多的优势，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法创办科技大学。”（[25]，页38-39）严济慈回忆：

“一九五八年初，中国科学院的许多科学家和领导同志一致提出，要改变我国过去采用的办教育的方式，把教育同科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利用科学院的科学家力量比较雄厚、各研究所实验设备条件较好的特长，创办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6] 究竟当时科学院的年轻人才缺乏到什么程度，可以用数据来说明。1958年8月8日，中国科学院干部局、计划局上报院党组的一份报告中显示：当年科学院各单位共要求新进大学毕业生2049人（大跃进之后要求追加的数字不算在内），而当年国家计划分配到科学院的大学毕业生为1062人 [27]。缺口之大，显而易见。为此，张劲夫曾直接上书聂荣臻、李富春两位副总理，希望给科学院补充大学毕业生一千余人 [28]。

至于是谁第一个提出科学院要自己创办这样一所大学的，并不重要。笔者目前所能看到的关于创办科大的最早提议是在1958年3月18日的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记录中，院长郭沫若提出：“为了培养干部，可以考虑科学院附设高等学校，这样我们可以便于培养干部，挑选最好的学生，这是解决干部的中心环节，应该给中央写报告。”最后形成的会议纪要为：“为了培养科学研究干部，会议认为本院有必要附设高等学校，决定由一位副院长或秘书长负责与有关方面商讨提出意见报请国务院审议。” [29，30] 另据中国科技大学1958年档案记载，张劲夫说：“是各所党员副所长首先提出来的。”“原来还曾经考虑过是否搞研究班或者训练班。后来各所同志都不同意，认为干劲不足，大家积极性很大，信心很大。大家认为要列入国家计划，必须搞大学才行。” [31] 笔者查阅了中国科学院1958年的党组会议记录，在召开部署科学大跃进的所长动员大会的前一天，2月12日下午，院党组确实组织了一次各所党员副所长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所长会议有关问题。但该记录极为简要，未见有讨论办学的痕迹。但也不能据此排除会上提议办学的可能性，因为在其它会议记录中，与会议主题不十分密切的内容未能及时记录者比比皆是。但毫无疑问的是，利用中国科学院的自身优势，创办一所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尖端科技人才的新型大学，是中国科学院领导和许多科学家的共同期望。

分别作为全国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的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一直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科学院在建院伊始就注意与大学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15]，页19），并从高校吸引、抽调了大批科研骨干力量。早于1955年，在中共中央做出建立我国的核工业并发展核武器的决策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8年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就开始帮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创办与原子能有关的尖端专业。此后两校分别成立了技术物理系、工程物理系。1956年的《规划》曾明确要“用最大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1957年，科学院与高教部因人员调动问题发生争执，毛泽东于3月16日指示：“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之间的矛盾不要吵了，划个‘三八线’，具体的‘停战协定’由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讨论。”在同年6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聂荣臻指明：“在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体系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的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中心，中国有一个拥有必要的科学研究机构的国家科学院是完全正确的，合乎世界科学发展总趋势的。政府必须对中国科学院担负的重点任务给予积极支持’。”科学院有很多研究人员到北大、清华等高校兼职任教。仅以北京大学为例，中国科学院钱学森、郭永怀、傅承义等著名科学家都在该校兼任教授。截至1958年4月，在该校理科5个系兼职任教的科学院研究人员，据不完全统计即有30余人。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在北大指导的学生毕业论文就达90篇，约占其全部毕业论文的50%（[32]，页17-18）。同时，科学院每年都要从各高校中吸收大批毕业生到院工作，但正如前文所述，分配到院的毕业生数量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不仅如此，公安部、教育部曾联合下发了一个《对毕业生质量搭配的通知》，规定1958年暑期毕业生对二机部、国防部、解放军、中共中央各部；科学院、一机部、邮电部等首先给以照顾。但在清华、北大两校具体搭配时，只是重点保证了分配到二机部、国防部、解放军、中共中央各部的毕业生质量，分配到科学院的毕业生条件相对较差。甚至连科学院到校查询毕业生档案都得不到满足。据当时科学院干部局上报党组的一份报告显示，清华、北大两校拟分配到科学院的有关专业毕业生右派比例相对较高。为此，1958年8月22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报聂荣臻，要求教育部对于分配给科学院参加和国防有关的重大研究项目的毕业生给予支持，尤其是和国防部、二机部性质相同的研究单位在质量上给以必要的照顾 [33]。此前，1958年5月2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还曾上报康生及中央文教小组，建议科学院所需大学毕业生和必要技术人员的数量和质量采取由科学院按年度提出计划，经二办、经委或科委批准后统一调配并准予优先选拔 [34]。

此外，由于“大跃进”的推动，一些高校的规模也迅速扩大，从而面临师资短缺的问题。如北京大学为了充实教学力量，曾决定“从各系三、四年级学生中抽调250人左右，培养一个时期后担任讲课任务，称为‘预备师资’”（[35]，页51）。这些未毕业就被预留下来的“预备师资”，自然是最优秀的学生。也无怪乎两位科大校友说：当时“大学往往把最好的学生留在本校，中科院却为得不到优秀人才所苦。......中科院决定‘借大跃进的东风’，自己办大学培养科研人员”[36]。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建伊始就由中国科学院调到学校工作的任知恕回忆“：至于为何要办中国科技大学，主要是因为当时分配大学毕业生，国防部门要提前选，高等院校要自己留，最优秀的人才很难分到我们科学院。后来我们就跟大学商量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拔尖的学生，一三五归谁，二四六归谁。可大家都争好学生，那差一些的学生怎么办?也要搭配一些。这就导致不少科学家觉得分配来的学生用起来不顺手。” [37] 张劲夫后来也回忆“：科学家们说，当时分配来科学院的人，有的合乎我们需要，有的就不合我们需要，我们能不能自己办个大学，选拔最优秀的学生，适合研究的青年。” [38] 在决定自主办学之后，人才瓶颈得以突破，科学院与其它高校的合作关系自然难免削弱。如地质学专业方面，科大在筹办时暂缺，地质研究所仍保持着与北大、清华的合作。为此，郁文表示“：我们宁可咬咬牙把地质系办起来，......地质所的50个人还是放到科大为好。”后来在科大成立之后，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系的主任便由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德封担任。再如力学方面，力学研究所一直与清华、北大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在筹建科大时，钱学森即表示“：工程力学研究班与清华合作，两年后拟把这套力量搬回来自己搞。”（[39]，页71）

在中央科学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张劲夫向聂荣臻副总理汇报了科学院拟办一所大学的设想，聂荣臻表示值得考虑，并要求中宣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1958年4月15日，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通过教育处处长程今吾致函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转达了科学院拟办大学的愿望，并强调了张劲夫所提出的“目前科学院干部的补充也存在着问题，各研究所不能很好的挑选自己所需要的大学毕业生”，对办学表示赞同，并提出了三点注意事项：“（1）中国科学院同北大的协作问题还未有很好地解决，中国科学院如果自己办大学，不要妨碍这种协作。中国科学院同北大的协作问题应该在整风中抓紧解决。（2）中国科学院办大学，人数不要多，而且只办自然科学方面的，只办与科学院已有研究所对口的系科，学校也不必办得很正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3）北京地区由教育部同中国科学院一起研究是否办这样的大学。”次日，程今吾亦表示同意，并“觉得这个建议很好”。4月24日，教育部部长杨秀峰通过程今吾转报陆定一，表示同意于、程的意见，并建议“科学院同北大协作问题，可以由光远同志召集科学院、教育部和北大共同谈一下。科学院建立大学的整个安排也可以召集我们共同考虑一下。” [40] 5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上呈交试办大学的请示中也提议这所大学由教育部和科学院双重领导，主要依靠科学院现有的科学力量，同时请教育部调配一定数量的讲师、助教支援，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和竺可桢、吴有训、严济慈、钱学森、杜润生、郁文、赵守攻等9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立即进行筹备工作。

5月30日，由中宣部召集教育部、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召开会议，讨论科学院筹办大学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教育处处长程今吾，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副秘书长郁文、谢鑫鹤，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陆平，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人。与会人员纷纷发言，表明对科学院办大学的态度与所存在的问题。黄松龄首先提出：

蒋南翔立刻表示赞同，并提出科学院要办的专业中有4/5清华已经设立了，且得到了科学院很大的支持。

张劲夫对前二者的发言立即做出了回应：

张劲夫阐明了由科学院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表明中国科学院继续支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办学的态度，以消除他们的顾虑。此后，程今吾表示，科学院要尽力支持现有的大学，“有余力再自己办，能办多大就办多大”。于光远提到“聂总意见原则上促进一下。他并且和总理、彭真同志谈过”，表示“基本同意今吾的意见，第一条是加强北大、清华，......第二条是还有潜力还应该办大学”。黄松龄、蒋南翔、陆平、张国钧也纷纷表示同意程、于意见。会议最后形成决议：“在原来（科学院与清华、北大的）协作不削弱而且进一步加强的条件下，科学院还是照办大学。”（[31]，页17）这次会议集中反映了几方对科学院办学的态度。显然教育部及清华、北大是不支持中国科学院另起炉灶自办大学的。北京大学此前曾明确提出：“某些科学如高等学校的基础较好，即可以它为基地开展研究工作，不必在科学院另建机构。那种各自为政，各立门户的思想应由双方领导负责予以纠正。”（[31]，页20）而中宣部则在聂荣臻等领导的意见下有意促成，张劲夫之所以能力排众议，与中宣部的支持不无关系。虽然在此后的6月8日召开的学校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的筹委会委员中包括黄松龄，但中国科大的创办无疑使得科学院与教育部的关系变得更为微妙。聂荣臻在中国科大开学典礼上曾特别指出：“特别希望你们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密切协作，互相支援。” [5]

1958年6月2日，在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务常务会议上，拟办大学筹备处负责人晋曾毅曾明确提出：这所大学是“依照苏联性质相同的大学办的，目的为了培养干部速度，加快首都高新技术薄弱、空白方面” [41]。樊洪业先生主编的《中国科学院编年史》中提到，关于中国科大的创办，是“参照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与新西伯利亚大学所系结合的经验”（[15]，页96-97）。由于1957年10月至1958年1月，由中国科学院主要领导参加的120人组成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刚刚访问了苏联，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形势下，受“老大哥”的启发而办学，是合情合理的。但这里存在着一个时间问题：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是1957年成立的，新西伯利亚大学则成立于1959年，而中国科大在1958年就成立了。此外，中国科大在1958年成立时有13个系，分别对口于中国科学院不同的研究所，由各所领导、著名科学家兼任系主任，主要的任课教师也都由研究所的科学家担任，是谓所系结合。而新西伯利亚大学在1959年成立时只有一个系（自然科学系），谈不上所系结合。

虽然新西伯利亚大学成立稍晚，但组建该大学的决议早在1958年1月就由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42]，页385），甚至早于1957年5月，在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科学院西伯利亚总分院、关于在新西伯利亚城附近为总分院建设一座科学城的决议之时，就“计划在科学城建立一个设有自然科学方面系科的大学” [43]。而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苏回国的时间为1958年1月20日 [44]。据笔者判断，可能代表团在回国之前就从苏联科学院获悉了即将成立新西伯利亚大学的消息，并从中受到启发。特别地，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西伯利亚总分院院长M.A.拉甫连捷夫院士曾应郭沫若院长的邀请，于1958年4月7日到达我国访问讲学 [45]，进一步增强了双方关于办学交流的可能。而该大学的1个自然科学系包括5个独立专业（数学、物理学、力学、化学、地质学），各专业分别对口于某个研究所是可行的。也就是说，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与新西伯利亚大学的结合是所与专业结合，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大的所系结合并无本质的不同。此外，在拉甫连捷夫来访期间与钱学森、华罗庚的会谈中，还特别提到了哈尔科夫大学物理系与乌克兰物理研究所的对口结合问题。结合方式为：从学生一年级开始，就按照他们将来所属的科学院和工业研究单位分开，教学工作由该研究单位的研究工作人员担任。

有趣的是，1957年12月24日，于光远在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上汇报赴苏情况，提到西伯利亚科学城时提道：

后来成立的中国科大与于光远所提的这所“科学家子弟大学”的特征基本相同。虽然科大并非为科学家子女专设，但也确有着很多科学家子女在校就读。此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也有多位在科大就读（表2）[47-49]。

表2 科大创建初期招收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科学家子女一览

表注：“5801”指1958级01系，依次类推。

除新西伯利亚大学外，苏联的另外两所大学对中国科技大学的创办可能也有着重要影响。其一是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该校绝大部分教师由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研究员兼任，各系下属的教研室主任也由对口的研究所所长兼任，学生入学时不分系科，统一招生，重视强化数物化基础教育，高年级时分到各个研究所进行专业学习。中国科学院党组于5月9日呈交的创办大学的请示上特别提到：“我们研究了苏联物理技术学院的经验。” [50] 其二是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该校集中了苏联大批著名的科学家进行核武器的设计、制造，拥有多位科学院院士。在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回国后，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杜润生在汇报苏联科学发展情况时特地提到了工程物理学院：“学生有完整的基础知识训练，又有工程技术训练，是全能的。”（[9]，页32）中国科学界对这两所学校是颇为关注的，《科学通报》曾专门提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当时加紧培养新技术方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十分必要的，为此，在苏联建立了许多高等学校（莫斯科物理-工业学院、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等）。” [51]

笔者认为，无论是新西伯利亚大学，还是中国科大，抑或是其它由科学研究机构所创办的高等学校，“所系结合”或所与专业结合的办学方式是自然而然的。相对于（高等）教育部所属高校，科学院采取这种对口合作的办学方式形式上属于创新，其实却是必然的选择。在创办科大之前，科学院各研究所与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合作也基本上属于这种形式。1958年6月20日，中国科学院分管人事、教育的副秘书长郁文（后兼任中国科大党委书记）主持召开会议，研究科技大学教学力量问题。晋曾毅提出普通课由大学负责，专业课由各所负责。电子学研究所马大猷、物理研究所邓稼先、化学研究所华寿俊、力学研究所钱学森等均表示：物理、力学等基础课由个别研究所负责有困难。张劲夫则提出了请吴有训、严济慈主讲物理课的想法。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学校师资宜采取专、兼职并行的办法。张劲夫提出：“专业、学科领导由一个所主督；教学力量，需要多少，由各所合理负担，但要有为主。”（[39]，页69）这次会议，基本拟定了“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思路。1个月之后的7月28日，学校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一次系主任会议，确定了13个系主任、副主任分别由对口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与研究员担任。由于办学时间仓促，师资力量不足，会议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全院办校，分头包干’。各系教学干部、实验设备和基础课均由各所负责包干。两个物理所包物理学，化学所包化学，数学所包数学，各系由有关所分包。大包中有小包，所内力量不够时，向有关所求援” [52]。这次会议，全面确定了“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

综上所述，中国科大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12年科技规划为中国科技大发展绘制了蓝图，并指明了方向。中国科大的系科专业设置填补、充实了《规划》所指出的我国的空白、薄弱学科，尤其是与“两弹一星”研制相关的学科。在全国科技、教育“大跃进”的形势下，中国科学院在对于年轻科技人才与后备科研力量的需求的促使下，在与（高等）教育部对于科技人才竞争的情势下，借鉴苏联充分发挥科学家作用的经验，以研究机构办大学、所系结合的模式，创办一所培养前沿尖端科技人才的大学是大势所趋。而这样一所全新模式的大学在当时正好满足了国家科技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需求。正如聂荣臻在中国科大开学典礼上所指出的：“我们的国家在......出现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高潮，在科学技术工作方面，必须大力培养新生力量，以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创造一种新型的大学是十分必要的。” [5] 也正如《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国科大成立时引用聂荣臻讲话所称道的那样：“这将是写在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 [53] 在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科大不负人望，不辱使命，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并取得丰硕科研成果，其享誉世界的办学成就充分证明了当时创办该校的正确性。

本文原载于《科学文化评论》第15 卷第5 期，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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