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教授，您好！很高兴你接受这次采访。你在今年DIA中国年会上的演讲“从基因编辑婴儿到疟疾抗癌：警惕中国临床研究的伦理风险”，在网上直播上有4万多人观看，异常火爆。确实，近期发生了不少与医学伦理相关的新闻事件，引发了公众的关注，你本人也在不同的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且称自己为“一个热切的观察者”。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关注临床研究的伦理问题？

这主要就是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的事件，在2018年10月26日。那个时候这件事给我的触动还是很大的。不光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多么的违反伦理，而且还因为这件事出来之后，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是持赞许的态度。所以我意识到可能中国各阶层的利益相关方，包括科学家、医生、监管方、媒体，可能都缺乏对医学伦理的基本常识的理解。所以这是一个最最早的契机吧。

如果你来做决定但是只能改变一件事，你准备怎么改变当前的医学伦理现状？

因为我是一个老师，所以对我来说可能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开设一门课程。这门课不应该做就事论事的讨论，什么东西该做、什么不该做。我觉得可能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或者说对更广泛的阶层来说，更重要的是让大家意识到现代科技，特别是生物医学，是在很大程度上会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和生活方式的。

比如说基因编辑，比如说基因检测，比如说脑机接口等等，这些生物医学相关的技术。那也就意味着，它们会对我们每个人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当然是需要非常慎重的、非常广泛的引发各阶层的讨论，最终决定该往哪个方向走。所以开设这样的一门课程会是我想做的一件事。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你觉得中国乃至全世界，还会遇到哪些医学伦理挑战？我们要怎么做好准备？

未来医学伦理的挑战肯定会更多。究其原因在于医学技术的进步是以指数级的方式在发生的，是以一个具备超强破坏力的深度和广度上发生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传统的伦理观念、生活方式、法律法规都一定会被冲击到。无论我们把这些事情想得有多清楚、立法有多规范，都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会出现不伦理的医学新技术或者说这些技术的可能性。单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医学伦理，不管是中国还是整个世界都会遭受非常大的挑战。

怎么办呢？我觉得其实又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那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能够未雨绸缪，把所有的方案、所有的监管措施、所有能干的不能干的都规范出来，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所以，单纯靠堵的方式就希望能够做好准备，我觉得是不现实的。那怎么做好准备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要从本质上理解生命科学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新技术、新的变化、新的应用。而这些新技术、新变化、新应用可能会在什么侧面上影响人类世界。我们从这个角度进行讨论，我觉得是更合理的。

医学伦理问题一定不是仅仅局限在小部分伦理专家内部的讨论，一定要与社会大众发生密切的联系。你觉得医学伦理问题要怎样和大众沟通才能够做到客观和清晰，没有煽动性？

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就伦理来讨论伦理，这是一个小范围人群需要关心的事。讨论监管、讨论法律法规、讨论行业自律的时候，确实需要讨论这个事情。但是对于更大的世界来说，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具体的监管措施，而是要建立出一个讨论的框架，和认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