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5日，微软亚洲研究院（初创时称“微软中国研究院”）在北京成立。政府部门领导、合作伙伴、媒体济济一堂，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现北京瑞吉酒店）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撰文 | 邸利会（《知识分子》主笔）

责编 | 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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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年底，躺在宿舍的文继荣，闲翻着报纸。他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博士，过段时间就要毕业。一所新成立的机构，通过几位创始人的介绍，引起了他的注意。机构名叫微软中国研究院，不做具体的产品开发，而是做基础研究。

20年前，一个学计算机的年轻人，如果想在国内搞科研，有哪些选择？

彼时，网易、京东、腾讯、新浪刚刚成立；阿里巴巴还要推后一年，百度要推后两年。对这些初创公司来说，生存是第一要务，搞基础研究属于奢侈。外企呢？惠普是第一家中美合资的高科技企业，虽早在1985年就成立，到2005年才有惠普中国实验室；而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IBM中国开发中心、雅虎中国、摩托罗拉中国研究院虽然也差不多同一时段成立，但也不做基础研究。

那么，高校或研究所？坦白说，抛开研究水准，仅薪资就太没竞争力——刚成立的微软研究院，是它们的十倍，况且，几位创始人的资历也相当不错。在文继荣眼里，这个全新的研究院是一个“空降”下来的机会。他所不知道的是，其实微软亚洲研究院最终落地中国，也是一种机缘。

成立于1975年的微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颇感技术储备的必要性。1991年，盖茨接收前任CTO迈尔沃德（Nathan Myrvold）的建议，在总部所在地雷德蒙德（Redmond）建立了第一家研究院。

5年后，盖茨决定将研究院扩充三倍。随后有了1997年英国剑桥研究院。而在此期间，盖茨两次来华，中国学生的勤奋与聪明让他深刻印象。当时，微软负责研究院全球事务的高级副总裁里克· 雷斯特博士（Rick Rashid）和微软雷德蒙德研究院院长凌大任博士（Dan Ling，一位意大利出生，美国长大的华人）也一起推动将亚洲的研究院建在中国。

不过，当时的微软在中国的形象并不好，不少人觉得它商业手段霸道、技术创新很少。的确，从1992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微软在中国的业务主要是卖产品、拓展市场。当李开复踌躇满志，宣称6年内投资8000万美金，来中国建立这所研究院时，媒体的反应是，微软不仅在商业上推销其产品，更是要来掠夺中国的大脑。

实际上，那时的中国，具备较强研究背景的大脑很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微软先是在公司内部物色会说普通话的华人，结果没人想去。继之在全美国找，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李开复。当时招人的情形，参与初期创建的沈向洋后来回忆说， “恨不得抱头痛哭”，原因是找到合格的研究员太难。

一时的困难并未影响大局，盖茨坚信中国的机会，他后来说，中国占了全世界1/4的人口，应该负担至少1/4的创新，这样的话全世界会更好。两次到访，中国学生的热情和潜能，令他为之动容。

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能否建成一所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研究机构，谁也不确定——这正如文继荣即将投出的简历。不过，话说回来，能不能中是一回事，关键得敢一试。

中关村的希格玛大厦，当年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原址

幸运的是，几天后，文继荣接到了通知他去面试的电话，地点在中关村的希格玛大厦。显然，彼时那里还是一个不知名的所在，从中国人民大学打车出发，竟然没几个司机知道在哪里。

多年之后，对当年面试的情形，文继荣依然记忆犹新，他说，那两天像是打了一场仗。当时仅有的8位研究员，他就见到了其中的6位。

他见的第一位是张亚勤——毕业于中科大少年班，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博士，曾任美国Sarnoff公司多媒体实验室主任，31岁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IEEE Fellow。那一刻，刚刚回国，担任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办公室都没来得及收拾，显得空空荡荡，见到文继荣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是我第一次在这个办公室上班，你是我在这里见到的第一个人”。

接着是创始院长李开复。李开复噌地从一叠试卷中抽出文继荣的笔试卷子，开始像中学老师一样一道一道的捋题目。文继荣说，李开复的循循善导让他印象深刻。随后是凌小宁、徐迎庆、李江、沈向洋 ……

时年37岁的李开复的到来开了个好头。他曾在苹果公司任职，也是SGI电脑公司互联网部门副总裁。

虽然在台湾长大，美国留学，李开复却对大陆的留学生印象深刻。多年之后，他还能清楚地记起，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读书时，他的同学沈为民全靠在纸上写代码、用脑子来运行程序，“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一定还有很大一批优秀的研究学者尚未被挖掘出来。” 和盖茨一样，李开复也看到了中国学生的潜能。

“我觉得开复是非常理想的人选，他来了后，整个研究院的级别实际上就往上提了，我觉得这也是盖茨的期待。” 在一个秋日的下午，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张宏江告诉《知识分子》：“甚至，他愿意接这份工作，我还是有些吃惊的，包括亚勤。接下来，他们用美国招研究人员的标准，雇了在西方得到很好研究训练的、最强的那拨中国人。然后他们再把最好的学生招过来，一起往前干。”

最强的那拨中国人包括了张亚勤，还有李开复的师弟洪小文、沈向洋（他们三人均是图灵奖获得者Raj Reddy的学生）以及其他研究员。1999年，已经是美国惠普实验室主任的张宏江也正式“入院”，而面试成功的文继荣最终加入了他领导的媒体计算组。

回想起顶级会议截稿的前夜，郭百宁这样记述道。和张宏江一样，他也在1999年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此前是英特尔硅谷总部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

这样的“挑灯夜战”，也是孙剑熟悉的情形，郭百宁曾是他多年的老板。虽然如此，平日里，所有人都直呼姓名。从2001年做实习生起，孙剑在亚研院度过了15年的岁月。他在2016年入职旷视科技，担任首席科学家。

“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累，反而非常的满足。一个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朝着自己的目标大步向前，看着梦想触手可及，那种幸福感是其他事情无法相提并论的。” 孙剑回忆说，在研究院成立之初，似乎每一个人都憋着一口气，好像非要马上证明自己究竟能干什么。

文继荣说，从进去的第一天，就被告知，要做一流的、最顶尖的事情，而历任院长的眼光也一直是瞄着最顶尖，“我们并不会觉得基础差就怎样，跟MIT、斯坦福或者伯克利是有差距，但我们觉得我们能做到。”

郭百宁说，从建院开始，目标就很明确，就是集中精力做世界一流的研究，要么干脆不做，要不便做到最好：“做研究就是要冲击巅峰，就是和众所景仰的一流高手比拼。即便是轰轰烈烈的死，也决不降低目标苟且求存。”

确实，不仅是刚加入的年轻学生，课题组的研究员同样也要证明，即使在北京，也可以做一流的研究。

“不是问学生做什么，而是和他们一起讨论，一起做。那时，我们这些研究员，30多岁，也处在事业的上升期，充满着饥饿感，希望自己毕业10年的时候能做出IEEE Fellow，15年的时候能做出ACM Fellow那种水平的成就。不是说一定要得到这些荣誉，而是给自己设一个标准。”张宏江说，这种饥饿感，无论是好奇心的驱动，或者学新东西的驱动，和中国过去40年发展中的那种饥饿感是一样的——

“中国过去40年经济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人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礼拜工作7天，实际上是一种饥饿感。我们把自己所有想到的应该做的好题目，自己以前没有这种资源，用亚研院的这个平台，用年轻人的这种饥渴一起做了，全都做了。这种爆发力是非常强的。” 

沈向洋把这些国际型人才形成的聚集效应比作磁场，吸引更多才智之士的到来，把知识、经验和技能转注给本土人才，把精神与方法留下；而青年人，也会很快的从“昨日的学徒”成长为“今日的专家”，“明日的良师”。这里，没有管理者，只有示范者。

至于如何考评，现任院长洪小文博士告诉《知识分子》，大体上研究组有很大的自由度，决策是从下至上，具体操作上没有一定成法：“要做大的项目，一定是要跨大的脚步，要能够容错，如果你要求百发百中，那射的目标一定很近，可要射得远，就不可能百发百中。一个项目究竟什么时候继续支持，什么时候选择放弃，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不容易，说穿了也很难公式化。” 

作为第四任院长，洪小文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研究院的建立，2004年更举家从西雅图微软总部迁到北京，而他的太太和女儿此前还从未到过大陆。

“刚毕业拿到博士学位的年轻人，身边能有这样一些人，耳濡目染，甚至他就是给你做榜样就行了。然后给你指方向，影响你，相当于跟业界的专家在一起，成长得非常快。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比喻，说就像进了一场洪流，那个洪流滚滚向前，你不向前是不可能的，你会被带着往前走。”

如今，没有人再怀疑，也已经有足够的成绩证明，他们可以做出一流的研究。

微软亚洲研究院20年纪念，观众在老照片前驻足观看（摄影：邸利会）

20年再回首，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杰出，也许是不需要多说什么的。

在过去的20年，7000多位院友中，超过55位获得IEEE院士、ACM院士、千人计划等荣誉；115位参与创业，18位院友在互联网企业担任CEO、CTO，几乎覆盖中国最顶尖的互联网企业，5位独角兽公司创始人，200位在顶级高校执教。李开复、张亚勤、沈向洋、洪小文、张宏江、许峰雄、王坚、郭百宁、马毅、张峥、王海峰、周明、汤晓鸥、马维英、林斌、孙剑、何凯明…… 这一串名字如此耳熟能详，以至于她被称为中国IT人才的黄埔军校。

学术方面，公开发表论文5000余篇，50多篇荣获“最佳论文”奖。在计算机图形图像领域，从1999年沈向洋与高校合作发表中国本土第一篇SIGGRAPH论文，到2005年，亚研院有9篇论文入选，占到了总数的10%。在搜索领域，从2007年到2011年，亚研院在SIGIR上的发文逐年上升，超过其间大会收录论文总量的10%。在系统和网络方向，即使是在一年只接受20多篇论文的顶会上，亚研院也有突破，直接支撑了云服务和现阶段微软的复兴。

在当今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微软亚洲研究院也做的最早，成绩斐然。2015年，亚研院开发的计算机视觉系统在Image Net挑战赛中首次超越人类物体识别分类的能力；2018年在斯坦福大学发起的SQuAD文本理解挑战赛上，亚研院的模型在两个维度上超越人类；同一年在机器翻译上，亚研院参与开发的机器翻译系统，在通用新闻报道测试集的newstest中英测试集上，首次达到与人工翻译媲美的水平。

在将最新的技术快速转化为触手可及的产品与服务上，微软的智能云Azure、Office 365、微软小冰、必应搜索、到Xbox、HoloLens，几乎每一款微软的产品都有亚研院的智慧。

“微软亚洲研究院非常了不起，我觉得是个奇迹。所有在中国的其它跨国企业都没有做到，中国的企业研究院今天还没有做到，国内的高校院所也很少比它做的更好。这甚至不是因为钱的事，所以这点你得承认。”谈到亚研院的成就，张宏江不无感慨地说。

作为一个老兵，他希望未来的亚研院可以有更多的文章获大奖，在基础理论上有大的突破，要超过美国同行，而不再局限于多发几篇文章，可以造就像Deep Mind这样的团队，或者做出像阿尔法狗和沃森这样的系统。洪小文说，亚研院还没有取得一个为全人类带来伟大变革的科研成果，比如晶体管、集成电路或者互联网。也许，得图灵奖或者诺贝尔奖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2013年，在亚研院呆了14年后，文继荣去了人民大学。面对其他单位长年累月的挖人，文继荣说，他一直舍不得这个环境，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好：

“实际上我可以坦率地讲，不仅是在那个时代，即使到了今天，在中国也很少有这样的研究机构，没有太多的杂念，没有太多后顾之忧，能够在里面全心全意的做研究。”

亚研院也给他的人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不仅感激，而且觉得幸运。20年前成立的亚研院就像是打开了一扇窗，让年轻的文继荣们见识了她的机制、感受了她的文化、掌握了如何去做世界级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来自20多个国家的6000多名学生曾在这里实习；资助亚太科研项目1370多个，118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1000多名学者从中受益；与10所高校建立联合实验室，8个已被纳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管理体系；约180名研究生参与了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支持260余项高等教育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项目，惠及200余所高校的数千万师生。

“今天，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些带到我工作的地方，包括怎么去培养年轻人，怎么去给他们提供很好的环境，虽然可能还一时做不到那样，但是我们至少见过，有模版在那。” 他说。

20年前的中国，离世界一流很遥远，在那个空降下来的乌托邦，有这样这一批人奋斗成长，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声音，彰显中国人的聪明与智慧，与中国一起成长。

20年后的今天，政府的科研投入，机构的待遇、研究水准都不可同日而语，随着一大批本土优秀企业的崛起，亚研院逐渐显得不那么鹤立鸡群，如今毕业的学生的选择也更多。

20年的耕耘与积累，终究硕果累累。李开复说，今天中国能在人工智能上扮演重要作用，是因为研究院从很早开始就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等众多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上进行了研究，中国今天的成就真的应该感谢微软亚洲研究院。

如果环视一圈中国本土大大小小公司的AI部门，他的这番话不难理解。

当然，也有像文继荣这样的，进到了高校，做了人民教师，算下来在顶尖高校执教的超过了200位。7000位院友，6000位实习生，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有那段难以忘记的有关亚研院和他们成长的记忆。

20年，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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