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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9日，是我命运的转折点。

那天下午，我带了两个大的行李箱、一个登机箱和一个书包，赶到波士顿的机场，准备回广州参加一个面试和探亲，一个月后再返回美国。

在我排队即将登上飞机的时候，突然有几个海关工作人员来到我面前，说想要问我一些问题，让我跟他们走。

他们一上来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身上有没有带和实验相关的东西？”我说，没有。接着他们抛来了好多问题，比如，你是不是中共党员，是自费的留学生还是国家公派的留学生等等。

他们陆陆续续问了很多问题后，又问了第一个问题：“你身上有没有和实验相关的东西？” 我想了想说，“我身上没有带，但我托运的行李箱里有”。我在上飞机前托运了我的大行李箱，在办理托运时一切正常，但他们再次问起了这个问题，我就想到了行李箱里我带的体积很小的21个棕色小瓶子，那些棕色小瓶子只有一部分是和实验相关，是我自己在实验室做的很普通的生物材料，我要带回国继续做实验用。

他们觉得我对这个问题前后回答不一致，觉得我有隐瞒和说谎的嫌疑。然后他们搜走了我的手机、电脑和护照，说要检查我的电子设备，让我第二天早上11点多来取。

这场问话持续了2个多小时，毫无疑问，我错过了飞机。

按照他们的要求，我第二天去了机场，但是他们并没有还我东西。相反，几个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出现了，他们把昨天海关问的问题又问了一遍，我也给出了同样的回答，这个过程持续了2个小时。

问完最后一个问题，二话不说，他们就逮捕了我，逮捕的理由是，我第一天回答海关的同一个问题前后矛盾，我在撒谎。他们的语气和神情令我感到恐惧。

因为这21个棕色液体瓶，我就卷入了一场牢狱之灾和长达一年的官司，甚至几乎要毁掉我的学术生涯。

我记得很清楚，12月11日，也就是两天后，我就被检察官起诉了。当天，我就被关押在波士顿的监狱里。

我在监狱里待了87天，保释后在家待了9个月，期间总共庭审12次，直到2021年1月6日，我的官司才真正结束。

我被抓进监狱后不到1个月，2019年12月30日，美国司法部发布公告，说这21个棕色瓶液体是我从哈佛医学院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实验室窃取的癌细胞样本。

这是一项莫须有的指控。在我被他们逮捕的当天，他们也搜走了我行李箱内那21个棕色瓶子去做了检测。为什么检测结果出来之前，他们就发布公告说这是我窃取的癌细胞样本？

那份检测报告是证明我清白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但我的代理律师一直到2020年7月才拿到检测报告。检测报告的日期很明显可以看出，早在2020年2月，检测报告结果就陆续已经出来了，但是足足拖了好几个月才发给我的律师。

检测报告里面的结论很明确，那21个棕色瓶液体既不是癌细胞样本，也不是我盗窃的，是我在实验室做的DNA表达载体，为了回国继续做研究用的普通生物材料。

构建表达载体是基因工程的基本操作，在分子生物学、医学研究中十分常见。而且，由于技术成熟，载体构建服务现已产业化。

这种DNA表达载体，如果在美国买，价格是70美元左右一个，并不贵，但是如果回来重做，也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对我们这种做科研的人来说，时间是很重要的。

美国检察官最后的庭审备忘录也说了，DNA表达载体是将一段DNA插入基因的工具，受过生物医学训练的人即可构建，且价格并不昂贵，这些东西并没什么太大的价值。

我此前口头问过实验室的博后和同事，可不可以把这些生物样本带回国，他们都觉得很常见。加上之前实验室的其他研究人员也直接带回过自己的生物样本，又带回来继续做研究，我就没有完全没有想到要海关申报这回事。

但是这次出事我才意识到，生物样本本就是很敏感的一类东西，根据美国出入境的相关规定，是需要和海关提前申请报备的。

但我因为这个没有申报，变成了司法部和媒体口中的窃贼和间谍，经历了长达13个月的官司和87天的牢狱之灾，前所未有的网络暴力，甚至几乎毁掉了我的学术生涯。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FBI找不到可以指控我偷窃和走私罪行的证据。所以最后对我的指控并非司法部公告和外界报道的“走私”和“偷窃”，而是将对我的指控改成了：未能按照联邦关于危险材料运输的规定在行李中携带了生物材料。

我的律师很快申请驳回了这项指控，因为有关条例并不包括本身并不危险，也不含有任何有害物质的 “生物材料”。

另外一个指控是，我在洛根机场向海关人员作出虚假陈述。我们要求他们出具当时的执法录音或者录像。结果他们说，海关人员对我的询问的时候没有录音，也没有录像。FBI对我的询问有录音，但当我们要求他们出具录音时，他们居然说录音设备坏了。

我们本来是一直坚持要陪审团庭审的，美国的案子最后都是由十几个公民成立的陪审团来裁定。但我当时出事后没几天，哈佛大学就吊销了我的签证，也就是说，我没有美国的合法签证和合法身份，属于非法滞留。

律师和我说，如果我们坚持陪审团庭审，我们是有可能打赢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会面临着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我上庭之前，我可能会先被移民局带走，关押在移民局监狱，移民局把我遣返回国，那样的话我就没法出庭了，而且这个过程会很久很久，估计拖个1-2年也是有可能的。美国移民局监狱新冠疫情十分严重，一旦被关进移民局监狱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非常高。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所以律师最后给我的建议是，承认对海关做出了一次虚假陈述，在我被遣送回国后至少10年内，我将不能入境美国。这是他们最想看到的，因为这样等于说他们就没有办错什么事情。

在2020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和对方达成协议，最后的罪名只有一项——向海关人员作出虚假陈述。

虽然曾经加诸在我身上的走私和偷窃的罪名早已撤销，但美国的媒体早已将我定罪。

2019年12月，第一次出庭申请保释时，当天来了20多家美国当地媒体，所以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报道都是关于我如何盗窃了实验室的癌细胞样本，给我扣上了 “偷盗” 这样的罪名。

2020年3月刚从监狱保释出来，回到波士顿所在的公寓后，我还是没忍住，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搜索了国内媒体报道我的文章，看了一下文章后面的评论，不出意料，评论里也都是骂我的，说我这种偷盗行为胆大妄为，学术不端，丢中国人的脸等等。

如今，那些曾经加在我头上的罪名早已撤销，但是已经没有人关注了：

美国法院的官网有关我的案件中，还仍然保留着我 “偷窃” 等字眼；哈佛大学校报的报道还将走私的罪名扣在我头上。

12月11日，是我人生第一次进监狱。我被狱警带到了一个两人间。

进了房间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了，我瞬间就崩溃了，哭得稀里哗啦。旁边的黑人狱友，还过来安慰我，让我不要太伤心，“一切都会过去的”，他在这里已经待了一阵子。这个监狱里，大部分都是黑人，只有少数亚裔和白人。

我试图从崩溃的情绪中走出来。每天我唯一的期待，就是和妻子20分钟的通话时间，我想知道申请保释的进展到什么地步了。

2019年12月18日，法庭同意我保释候审。然而，在12月18日至12月19日晚上，监狱里唯一可以向外界沟通的有线电话全部坏了。同时，十多名FBI荷枪实弹的搜查了我住的公寓，断章取义我舍友的证词，并以我有可能逃回中国为由上诉，要求不允许我保释候审。法官居然相信他们的上诉理由，拒绝了原本同意的保释。

后来，我被分配到了一个大通铺，70个人住在一起。这里面环境很差，有点像我之前看过的美剧《越狱》中的监狱里的环境，乱糟糟的，但是打架斗殴的事情很少，狱友偶尔会聚在一起聊天。

我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到监狱电视里播放的一条新闻，让我终于意识到，我的案子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那天，我和狱友在监狱房间里看电视，新闻里说，美国FBI逮捕了哈佛化学系主任，说他没有如实披露与中国高校关系，提供了与中国一所大学的虚假资金关系。我当时很震惊，他可是美国非常顶尖的一个化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更让我震惊的是，我也成了那个新闻里的主角，新闻主播说，FBI抓了几个中国间谍，其中就有我和他。 

你们能想象一下，我在美国的监狱里面，一个美国电视新闻主播说我是一个中国间谍吗？我能不紧张吗？懵了，弦一下子就紧绷了。

我之前只偶尔听说过一些在美国教授和科学家被指控是间谍，被带去调查，从来没想到这件事会发生我身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学博士生。后来，我搜了很多资料才知道，这几年，这类事件在美国很普遍。

比如，2019年，FBI对与中国相关的生物医学知识财产权盗窃案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截至年底，被查机构有71家，多达180起个案，几乎所有涉案者都是华人，他们被指为中国窃取机密科学研究成果。

去年疫情期间，从3月到6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发起了一个调查，使包括MD安德森癌症中心、埃默里大学在内的至少54名教授、学者被开除与辞退。24人被起诉判刑，还取消了77名研究者的补助、或赞助资格，有10多名与这些科学家有关系的研究人员被驱逐回国。 

这种拉网式审查的规模令人不寒而栗。好多案件中，他们至今无法以可信的罪名起诉这些科学家，往往最后是在一些税务问题上来做出指控。

我每天就等着出房间和我妻子通电话，因为很多人排队，所以一天只能通两次电话。监狱里的时间太漫长了，而我一直没适应这样的生活，也很少和周围人说话。我让我妻子给我寄过来一些书，她一下子给我寄来了好多，我在监狱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看完了一本专业相关的学术书籍，还有中国历史相关的书。

这一待就是87天。2020年3月6日，在代理律师的帮助下，我终于被保释出狱了。这87天，检察官并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比如最初指控我偷实验室的癌细胞样本，实际上，那都是我自己做的，不是偷的，也不是什么癌细胞样本。

但我开始了另一个漫长的等待，保释阶段，在家里待着，不能出门。保释后我只能待在我的公寓里面，我不能够走出我的公寓，有GPS监控器，别人可以来看我，但是我不能出去，但至少是恢复了一定的自由。

这段时间，我自己还写了一篇论文。我当时不能做实验，就只能利用公共数据库的东西进行分析。后来那篇论文发在欧洲放射学杂志上面。

我依然处处谨慎，听了律师的话，不敢和哈佛学校的实验室同事以及导师联系，也不敢和国内的导师和同学联系，害怕再有欲加之罪。

从我进监狱起，妻子就一直为我的案子奔波，这其中最难的一件事，就是为我的案子找到一个合适的私人律师。

我和妻子是大学本科同学，我们研究生毕业后就结婚了，还一起念了博士，一起申请去美国联合培养，有她一直陪伴，很幸福。2018年我们一先后来了美国，我在波士顿做研究，她在马里兰做研究。

而这次我出事，幸亏有我妻子，不然我不可能被保释出来。

实际上，每个案子，法庭都会给被告人指派一个公派律师，但是那个代理我案子的公派律师非常忙，他没有太多时间能够花在我的案子上面，我第一次申请保释失败，也就是刚被抓进去那会，我和妻子就决定去找一个私人律师。

她通过各种渠道帮我找私人律师，比如她所在学校法学院的同学，还有网络。我妻子和这些律师一个一个当面聊。

一直迟迟定不下来律师的主要原因，是收费太高。我和我妻子都还没有正式工作，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这绝对不是一笔小开销，我从小家庭条件不好，母亲没有工作，父亲从事水产养殖，我读硕士的时候父亲得癌症就去世了，我的家人不可能拿得出一大笔钱付律师费。

有些律师收费高到你一个普通家庭是接受不了的，有律师估算了一下，整个案子预计花费要达到50多万美元。

找了好一些律师后，后来我妻子终于找到了现在代理我案子的律师Norman和David，他们是波士顿当地比较优秀的律所，收费不算太高。但即便如此，两位律师收费大概一个小时1200美元。我们当时和他商量了，每个小时按1200美元算，同时定了一个收费上限，20万美元。

之所以会定一个上限，其实律师自己是有判断的，我这个案子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大案子，是一个简单的案子，而且他觉得我是被冤枉的，被污蔑的，会更愿意来帮你，所以在谈价钱的时候，他已经做了让步。

Norman接手我的案子的时候，就问过他的一个多年朋友，是一位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那个教授告诉他，很多科研人员为了实验方便都会带实验材料的。不止是中国人这么做，美国人，欧洲人，全世界的科研人员都这么做。但这些材料都是没有侵犯知识产权，没有涉及商业机密的。当时这个教授还答应，如果真的到了陪审团庭审，他愿意出庭作证。

我们好不容易凑了钱请了私人律师，检察官当庭说我们的钱来源不明，有可能有某种力量在后面支持我，这种力量有可能来自中国政府。

上庭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感受最深刻的，是司法的天枰是倾斜的，所以即使律师为我做了很好的辩护，有时候也是非常无力的。 

比如，仅仅因为我是公派的留学生，检察官就推断说我可能是个间谍，说我飞回中国之后可能就再也不回来了，有可能通过墨西哥边境跑了。这些理由在我听起来是很荒谬的，但是法官说有可能，所以就不让我保释了。 

这场持续了近1年的官司，我的代理律师他自己都很惊讶，为什么检察官要这么刁难我？我当时为了保释，总共出庭了8次之多。他说，他之前经常代理杀人案，强奸案，都是罪行比较严重的案子，但是申请保释的过程都没有这次复杂，也不用当事人出庭这么多次。

更不能理解的是，虽然我在2020年3月被保释出来了，但我被软禁了，我只能待在家里。律师和我说，这跟我这个案子的严重程度不符合，所以他一直都觉得，这里面存在很明显的种族歧视。

虽然现在已经撤销了对我偷窃和走私的指控，我也已经回到了国内，但我知道，有些事情被永久改变了。

如果国内学术界选择相信美国FBI和司法部编织的谎言，那我可能在国内的学术圈呆不下去了。尽管我从来没做这些事，但负面影响已经造成。

国内报道当时都很负面，大多根据当时FBI和美国司法部的指控写的。而我这次审判结果出来了，却很少再有人报道，大多数人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我被抓的那段时间。

如果没有出现这个事情，其实我还是挺顺利的。如果我去年顺利回来，没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现在已经毕业了、留校或者去其他地方从事科研，也有可能做临床医生。

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我妻子前不久还问过我，我会考虑去公司吗？她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学术机构还是很介意这种舆论。

当我最近在线上面试工作时，总是绕不开曾经被FBI逮捕的那次新闻，面试者通常会把这样的问题抛过来，我想我似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带着这样的烙印继续我的工作和生活。

除了对我学术生涯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件事在这一年多的时间，给我和我妻子的家人也带来了巨大的阴影和压力，让他们长期担惊受怕。

还有破碎的人际关系。我失去了很多，也逐渐理解了真实世界的残酷。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觉得这种事情很遥远，概率也很低，但是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现实的问题。

在我庭审期间，检察官一直指控、推断我打算潜逃回中国。但事实上，我当时买了从美国回国的机票，也同时买了半个月后从国内回美国的机票，有行程单为证，而且我当时还有一个人证，就是我本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

我本来打算回国面试然后回美国和他合租，搬到一起住，此前我们已经口头确定了这件事，因为原本和我合租的室友很快要回国。于是我就想到了他，我的律师想让他出庭说一下这个事情，证明我是没有潜逃回国的想法。但他不愿意出庭作证，他拒绝了。我妻子和他说，你可以不出庭，你可以写一份类似于书面的证明，他也拒绝了。他觉得是我影响了他，给他们带来了不安全的因素。

这件事情对我我造成的伤害已经远远都不可磨灭，其实我好长一段时间都在做噩梦。

我能调整过来，最大的动力还是得有家人的支持。尤其是我妻子，非常非常支持我，也非常非常相信我，没有她当时帮我弄保释，我是绝对不可能出来的。但我正在试图用我的韧性和意志去消解它，化解这些伤口。

其实现在还有一些中国教授，访问学者在美国经历我刚经历的事情。他们还未能顺利回家。希望舆论能支持他们，让他们在绝境中能看到希望。

如果未来有机会，我可能会详细写下这段不堪的经历，让大家看看，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各个方面受到怎么样的歧视和对待，这个世界原来是多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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