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严忠铎、周恒涛、杨祚德在抗战胜利前去美留学时在重庆合影。

撰文｜程    宏（科学史研究者、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小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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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本意是指所有曾经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的（退伍）军人，不论军种，不分党派，但是在目前的语境中，“抗战老兵”似乎约定成俗，成了参加过中国抗日战争的原国民政府军人的专用称谓。 

抗战中，盟军和国军就提高士兵素质达成了共识：以往的文盲士兵素质太差，极难接受现代军事训练，不能使美国支援的装备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决定改善军队知识结构，发动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知识青年从军，共同训练、组建一支高素质的抗日新军。

抗战期间参军的大学生大多数没有直接拿起武器，当上作战指挥官，在一线战场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搏斗，他们大多成为文职和技术军人，这包括军械官、军需官、军医官、情报官、军教官、战地记者和翻译官。虽然文职和技术军人所占比例不大，但其作用不容小觑。1945年7月6日，美国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支援，总统杜鲁门下令给在中国战区做出卓越功绩的协同作战人员3000人授以铜质自由勋章。获奖者中有52名上尉翻译官，包括梅祖彦等16名西南联大学生，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军事译员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战局势日渐严峻。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被迫南迁，共同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春迁往昆明，4月2日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这个临时联合起来的大学是抗战时期的重要“民主堡垒”，在全国大学中，他们从军的人数最多。

长沙临大从军人数至少有295人。当时正值国民政府将机械化部队装甲兵团扩充，急需技术人员。因此，参军的学习工程技术的学生大多被分到这个系统从事技术工作。其余人员主要参加了各种战地服务团，参与军事后勤工作或前往军校，还有一些人去了延安、新四军及华东华北敌后区。 

西南联大从军人数至少有846人。1941年后，随着来华美军不断增多，需要大批军事翻译人员。当年9月，教育部下令内迁各大学外文系三、四年级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一年后即可回校。这次共征调70余人，西南联大的学生占了一半。1943年西南联大成立了以梅贻琦为主任委员的“志愿从军组织委员会”，发布了“志愿从军学生优待办法”、“从军知识青年退伍后参加考试优待办法”等条例，还请钱端升、冯友兰、周炳琳、闻一多等教授和杜聿明等将领作了慷慨激昂的报告，积极动员学生从军。而国民政府也对为抗战从军的学生做出许诺：从军期间，保留学籍，满两年服役，可免修32个学分（相当于一学年学分），复学参加留学考试的，得以优先录取；研究国防科学者，由政府择优保送出国；服务成绩优异者可去国外留学等等。这年11月9日，梅贻琦亲自组织学生集会，“国家急切需要你们，希望同学们能踊跃参加通译工作”。12日，联大教授会议做出决定：四年级（不包括师范学院）男生寒假后一律征调为译员。到1943-1944学年度上学期结束，联大四年级应征人数为310人，加上其他年级志愿应征的共达400余人。这批入伍学生大部分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译员训练班学习，少数理工科学生考入航委会高级机械班学习，后被分配到空军，长期飞行于“驼峰航线”上。 

值得注意的是，联大教授的“知二代”也纷纷参军。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查良钊之子查瑞传当了辎重兵；李继桐之子李德宁、冯友兰之子冯钟辽、蒋梦麟之子蒋仁渊、梅贻琦之子梅祖彦都当了翻译官，梅贻琦在联大读书的女儿梅祖彤当了国际救护队队员。不仅联大，当年整个文化学术界大儒的“知二代”中不少也有从军经历，当翻译官的联大学子熊秉明，其父熊庆来为云南大学校长，陶渝生的父亲陶孟和是中央研究院社科所所长。  

云南师大校园内的西南联大旧址，有一块1946年建的纪念碑，正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现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都在各自校园内建了一块该纪念碑的复制碑。西南联大从军者牺牲了至少15人。

► 上左、上右、下左、下右，分别为位于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园内的西南联大纪念碑。原碑用栏杆围着保护起来了。

►西南联大纪念碑的背面是联大校志委员会纂列的、由唐兰篆额、刘晋年书丹的西南联大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碑，共有834人。后经考证，碑文中有两人重复，但还遗漏了至少14人。总数至少为846人。

1941—1945年，全国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4000人，其中联大学生约占10%，他们军衔为上尉三级译员和少校二级译员。战时大学生为盟军当翻译是世界反法西斯中国战场的特色，它为人类战争史增添了独特的一页。

1944年，抗日战争胜利在望，国民政府为了战后重建国家，在号召知识青年参军的同时，也废止了因抗战而限制留学的政策，举行了公开考试选拔留学生赴美留学，或由国民政府部门选拔派工程技术人员赴美考察培训进修。当时，那些战时服役的大学生翻译官中的一些人考取了留学生资格，通过公费（包括庚款、国民政府部委、地方政府资助）或自费（间接公费资助，给予平价外汇兑换指标）形式赴美留学。他们留美后有的改换了原专业，多数学习英语文学。

 1949年新中国政府向海外留学生发出了号召，邀请他们回国参加工业、农业、国防经济建设。1950年代在留学生归国大潮中，一些翻译官出身的留学生，也响应中国新政府的召唤，与理、工、农、医学科的学生一起回到祖国参加战后重建事业。据我们征集编辑的《1950年代回国留美学者人名录》，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留美学者达1500人，哲学社会科学者比例约为四分之一，其中出身抗战老兵的至少有22人，其中有两位值得一说，一是巫宁坤，二是严忠铎。

巫宁坤（1920～），男，江苏扬州人，英美文学翻译家。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41年应征在“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简称 “飞虎队”）翻译，1943年赴美任中国在美受训空军师翻译。1946年入读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1948年3月毕业后转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1951年应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急电邀请，中断博士论文，于同年8月回国任教。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北大荒劳改农场。1962年“保外就医”，后在安徽大学任教。“文革”被打成“牛鬼蛇神”发配至农村劳改。1974年调安徽师范大学任教，1979年“右派”改正，返回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曾为“世界文学博览”丛书主编。译作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白求恩传》等。1991年退休，后定居美国，著有英文自传小说《一滴泪》，被译成日、韩、瑞典等多国文字。

2017年，作者在美国华盛顿DC巫宁坤家中，拜访了巫宁坤先生，发现了一个木板胎布面料的行李箱，这是1951年巫宁坤回国时，李政道帮巫宁坤整理行李时所用。当时用了四个箱子，托运时，李政道用白色颜料大字笔亲笔写了“北京燕大巫宁坤”七个字。饱经66年风雨，这只唯一幸存的箱子被女儿巫一毛收藏，七个白色粗体大字依稀可辩。 巫宁坤和李政道是老朋友，他们当年在美国分别时的对话很直白。

►1951年巫宁坤回国时，李政道帮巫宁坤整理行李时用的箱子（尺寸为61cm* 38cm*22cm。），李政道用水粉粗笔亲笔写了“北京燕大巫宁坤”7个字。程宏摄于巫一毛家。

►巫宁坤如今对往事十分感叹。他写道“我们归来，我们受难，我倖（幸）存，你们呢？九六老人巫宁坤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八日于美国家中”。

►2017年5月28日，本文作者在华盛顿DC某老年公寓拜见巫宁坤夫妇，前左起为巫一毛、李怡楷、巫宁坤，后左起，程宏、黄肖路、万青。

这些留美回国的文职抗战老兵大都为翻译官出身，而严忠铎却是为数很少的工程技术人员出身。

严忠铎（1915～1972），男，祖籍江苏镇江。生于江苏东台，机电专家。1938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被学校号召参加国民党和抗战，在军统电讯处工务科从事通信硬件技术工作，曾任工务科科长。1944年考取自费留学资格后赴美，1946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7年去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9年6月代表哥城参加留美科协成立大会，受中国交通大学校长唐振绪委邀约请，放弃了博士论文答辩，于1950年9月回国。先后在唐山、哈尔滨和北京铁道学院任教授。1957年被划“右派”，又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劳动改造5年，家属被驱逐出校。1962年刑满后被强制留农场，1969年农场解散，被遗返回到家属所在地，后于泗洪县病逝。1978年右派问题获北方交通大学改正，但其反革命罪没有被撤销。

严忠铎先生在去世43年后的2015年，其子严俊在“寻访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薛刚提供的信息帮助下，获台湾当局马英九签字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证书和证章。严俊在收到证书时，发现严忠铎的名字错为严忠锋，非常遗憾，后抱着侥幸心理写信给台湾当局请求更正。此时马英九已经下台，但继任者蔡英文仍用马英九的名义，继续签发了改正后的证书。整个过程申请手续简便，审批条件简单，办事效率高和纠错速度快。

在我们宣传纪念以血肉之躯英勇抗战的老兵时，也应记住那些“投笔从戎”以知识文化技术献身抗战的文职老兵！更应该记住那些后来留学美国，并在1950年代生舍弃美国良好的学习和工作的条件，依然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科技文化建设的海归抗战老兵！纵然由于专业原因，这些海归抗战老兵有一半多人的专业，是从事与外语教学研究相关的社会科学，所做出的成绩不像自然科学技术成果那样有显著的具象化的评价指标，但是正如李政道所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一枚硬币不能分割的两个面！谁也不能否认，社会科学工作对自然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支撑作用。1950年代回国的留美回归抗战老兵，现在大都过世了，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们（姓氏拼音为序）： 

1，池际尚（1917～1994），女，1938年在长沙临大从军参加战地服务团，1946年赴美，1949年获宾州布伦茂大学博士。回国受聘于清华大学地学系。院士。

2，何    宇（1924～），1944年在西南联大从军，为国军委外事局三级译员。1950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化工系，获硕士学位，同年9月乘威尔逊号回国，在化工部工作。

3，何毓津（1924～），1945年在浙江大学外文系参加美军顾问团译员训练班，后在联合国救济署当翻译。1948年赴美进修，1950年回国，在北京一个保密单位工作。

4，傅书逷（1924～），1943年在西南联大电机系从军，赴印度为盟军做译员。1948年清华大学毕业赴美进修。 1951年1月回国。在电力总局中心实验室任职。 

5，黄启宇（192?～198?），194?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体育系，二战期间曾任援华美军翻译。1948年8月赴美，1950年初获密西根大学体育系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回国，1951年到华南师范大学任教。

6，李朝增（1922～1981?），1944年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在桂林美军总部、缅甸美军后勤部任翻译。1947年去美国，获州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1952年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

7，李     震（1919～1988），1943年西南联大毕业后，在国民政府空军任译员。战后在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攻读新闻学。1964年回国，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英语。

8，刘祖慰（1922～2005），1942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辍学，赴绩溪任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译员。1947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49年回国。曾在北京任新华社英文翻译。

9，罗蛰潭（1919～2009），1944年毕业于重庆大学矿冶系，应征入伍任美国盟军翻译。1948年赴美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等留学，1950回国，任重庆大学采矿系主任。

10，梅祖彦（1924～2003），1943年在西南联大机械系入伍，任美军翻译。1946年赴美，1951年获伊利诺伊理大学硕士，1954年回国，任教清华大学水利系。

11，穆    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1940年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次年入伍，在缅甸随杜聿明任翻译。1949年赴美，1952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1953年偕妻周与良回国，在南开大学任教。

12，饶    敏（19??～），在西南联大学习。任“飞虎队”翻译官。战后与夫人周彤芬一起赴美学习深造，1952年回国，分配在南京军事外国语学院任教。

13，苏德民（1919～2007），国立中山大学毕业，1944年在国民军第九战区司令部任少校秘书。194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1952年春回国，分配在新华社任编辑。

14，陶愉生（1923～2014），1943年在西南大化学系参加中国远征军当译员。1948年年赴美。1950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化学系，获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工作。

15，王弘立（1922～），1944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入伍任“飞虎队”翻译。1946年赴美留学。1951年获化学博士。1956年回国，在中科院大连石油所工作。

16，王曾壮（1921～2007），1943年西南联大航空系毕应征任美军翻译。1945年赴美，1947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50年9月中断博士学业提前回国，在外交部工作。

17，巫宁坤（1920～），1941年在西南联大应征任“飞虎队”翻译。1946年赴美，先后在印第安那州曼彻斯特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1951年回国，任教燕京大学。

18，向仁生（1917～1985），1938年在长沙临大从军参加战地服务团，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1949年获美国拉特格斯大学物理学博士，回国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

19，严忠铎（1915～1972），1938年上海交大毕业，在国民党军统电讯处从事通信技术工作。1944年赴美，1946年获哈佛大学硕士，1950年回国，任教唐山铁道学院。

20，赵    澧（1919～1995），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在“飞虎队”任翻译。1948年赴美，1950年获华盛顿州立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在毛泽东著作翻译委员会工作。

21，赵福基（1911～1968），在“飞虎队”任翻译。战后赴美留学，1949年在纽约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1949年回国，在苏州和上海财经学院任教。文革中自杀。

22，赵景伦（1923～2015），1944年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在缅战区美军任翻译。1947年赴美，1948年获范德比尔特大学经济学硕士，1951年回国，在外文出版局工作。

这些特殊的海归抗战老兵，目前我们了解到在世的有3人，他们是何宇、傅书逷和巫宁坤先生。由于我们收集资料的途径和能力有限，如果读者发现有关1950年代回国留美学者抗战老兵的资料，请告诉我们。 

本文属中国科协课题《1950年代回国留美科学家人名录》采集工程的衍生采集。在成文过程中，承蒙王作跃、邓兴华、郑晓东、武文生、王龙、岳钦丽、张萍给予有价值的帮助建议，特此致谢。

抗战老兵之子：走在追寻民族之魂的路上

撰文｜严    俊

责编｜李晓明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2周年纪念日，两年前国共两党殊途同归，在纪念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珠联璧合，发放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就是其中一个细节。这是海峡两岸中国人在追寻民族之魂路上高度默契达成的共识，是传承中华民族凝聚力与民族向心力的真实展示，我有幸经历并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回顾为家父严忠铎申请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过程，心中涌起五味杂陈的感叹。

70年前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关头。全国各地青年学生要求团结一致抗日的呼声不断高涨，一群饱含一腔热血的爱国学子坚定地走上抗日救国之路。如周建南、孙俊人、孙友余均是严忠铎在交通大学电机学院电信门38级同班同学，他们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去了延安，在此之前还有35级的罗沛霖已经到达延安。其中孙俊人在延安军委总参谋部第三局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还担任过通信材料厂厂长。而严忠铎与同班同学杨祚德、周恒涛经电机学院院长张廷金介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报到，分配到军事调查统计局重庆电讯总台。那是1938年初，交通大学就开始有很多学生奔赴抗日战场，他们就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都积极地从青年学生中招募人才，为对日作战服务，成立了各种战地服务团。国民政府为配合援华美军作战和物资运输，紧缺的人才主要是英语翻译人员和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虽然当年国共两党都发布了《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是进入不同阵营的同班同学不曾想到，同是参加抗日战争，以后的人生际遇会有如此迥然不同。如到延安的几位同学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部级高官，孙俊人还被授予少将军衔。而严忠铎与杨祚德、周恒涛均在抗战胜利前夕考取自费留美资格，均离开军统。

新中国成立后严忠铎欲回国效力，同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好友杨祚德就有不祥预感，曾以目前国内形势尚不明朗，力劝严忠铎不要回国，待进行的博士论文答辩再做决定，但严忠铎仍然坚持了回国的己见。严忠铎回国后就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还因国共合作期间在军统电信机构的工作经历，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五年，落下牢狱之灾，从此断送了梦寐以求的以己之长、为国效力的前程。周恒涛在反右运动中也被打成右派，虽未被判刑，但也在文革中也受到严重的伤害。两位好友在国内遭遇，不幸被杨祚德言中。而杨祚德没有回国，免遭厄难，后加入美籍，并成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

►左起，严忠铎、周恒涛、杨祚德在抗战胜利前去美留学时在重庆合影。

1972年12月，父亲病重住院。在那个北风呼啸的苏北的小城里，他在那昏迷状态下的冥冥黑夜里，也许已经见到黎明前的曙光，嗅吸到春天到来的气息。1973年4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前来查档欲调父亲回京工作时，他已于1972年12月撒手人寰，终未能等到知识分子真正的春天到来就走了。我为父亲带着冤屈离去十分遗憾。在农村与父亲生活的三年中，不懂事的我面对始终保持谨慎缄默的父亲，并不知如何为之分忧。

父亲逝世后我一直在想，能为父亲做点什么?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前夕，当远方朋友建议我为父亲向台湾国民党当局申请纪念章时，在那无形的难言思绪中，顿时增添了犹如泉涌的动力，为父亲做点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越加清晰了。在那个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有多少人蒙冤死去，多少家庭遭受劫难，一代年轻人失去了青春年华，失去了报效国家的理想，用一个朋友的话说:“这就是历史。历史需要后人去评论，但真正的历史需要人去真实的记录……”。纪念章虽小，却饱含着深沉的历史背景，也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

怀着诚恐之心，发出一封给海基会的快函后，我就殷切地期待着。数月后就收到台湾方面寄来的纪念章和纪念章证明书，但高兴之余突然发现纪念章证明书上父亲名字严忠铎误为严忠锋，如果不能进行修改，这不就成了历史遗憾吗？当时台湾当局已经到了换届当口，能否进行工作纠偏，都是一个未知数。朋友们都建议去函试一试，不管结果如何。

►台湾当局发给严忠铎的抗战胜利纪念证书，错将“严忠铎”写为“严忠锋”。

我随即去函海基会陈词修改理由，并诚恳期盼海基会能与颁发单位做相应说明与协调工作，信函发出后，我就在目断鳞鸿的期待着对岸佳音。但比预期的时间要快得多，就收到了修改名字后的纪念章证明书。通过申请纪念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峡两岸信息传递已经是今非昔比，台湾方面在审查申请资料和修改资料程序上的简洁高效也令人赞叹不已。

看着手中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及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签名颁发的纪念章证明书，我感概万千。

►蔡英文政府上台后，仍用前领导人马英九的名义，签发了改正版证书。

那是因为一年多前，无论是在大洋彼岸的纽约，还是在国内的首都京城，都曾有朋友【注】建议我为父亲申请纪念章，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为什么生活在国内外的朋友会产生如此共识？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都走在追寻民族之魂的路上！从申请获颁纪念章和后来成功修改纪念章证明书中的名字错误来看，申请之初的种种顾虑都是多余的。毕竟抗战胜利纪念章是追溯真实历史的信物，是联系两岸关系纽带的体现，这正是基于海峡两岸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都走在追寻民族之魂的路上！

面对亲朋好友的祝贺，确实很兴奋。为表敬佩之情，收到修正名字的纪念章证明书后，随即以粉红纸张拟稿去函致谢海基会。至此，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我庆幸赶上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发放的末班车。获颁抗战胜利纪念章，已成为父亲历史革命的明证，还原了历史本来面目，记录了历史的真实。 “历史错误尚可原谅，但历史真相不能遗忘”，父亲可以伴随民族之魂安息于九泉之下了，这让我欣慰。

【注】程宏，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研究员。邓华兴，电气设计工程师。陈一白甥孙，定居美国纽约。薛刚，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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