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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社会，绝大部分成年人选择结婚或长期处于类似婚姻的亲密关系中。因此，婚姻满意度（marital satisfaction）是影响很多人整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一部分女性推迟结婚或拒绝进入长期的婚姻关系，因为她们认为婚姻中男女不平等降低婚姻满意度，从而影响生活质量。

的确，近年来听到不少女性朋友认为，如果结婚后不开心，生活质量还低过单身的时候，为什么要结婚？但在对个人幸福感的关注上升和性别平等意识觉醒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人最后还是主动地或被动地进入了婚姻。那么，性别平等观念对婚后的满意度有什么影响？

研究这个课题的学者并没有对什么是性别平等观提出统一的精确定义，只是笼统地归纳为“一个人认为刻板性别角色区别应该最大程度降低以及提倡性别平等”。根据这个宽泛的定义，研究者在量化测量性别平等观念时，一般让研究对象指出自己对几个观点的同意程度，例如“妻子帮助丈夫的事业比追求自己的事业更重要” 或者“男性应该做比现在更多的家务活”。当某人倾向不同意第一个观点，但同意第二个观点，他／她持有更强的性别平等观。反过来，如果某人倾向同意第一个观点但不同意第二个，他／她的性别观比较传统。

早期以美国家庭为样本的研究发现，有更强的性别平等观的女性在婚姻里比传统观念的女性更不幸福（Lueptow, Guss, & Hyden, 1989）， 更不满意婚姻现状，并更经常与丈夫意见相左（Blair, 1993）。有趣的是，男性的性别平等观却很少与他们的婚姻幸福，满意度，或婚姻稳定有显著的联系。

学者把这样的发现理解为，男性一般较少追求婚姻中的性别平等，他们对婚姻的感受较少地被与性别有关的因素影响。而重视并追求性别平等的女性对婚姻难以满意，很有可能是丈夫或伴侣没有持有与她们相符的观点。学者Kipyong 在研究婚姻里家务活分工时提出“期待满足度”（expectation sufficiency）这个概念，认为重要的不是丈夫做家务活的绝对数量，而是丈夫是否有达到妻子的期待。

Bradford Wilcox 和Steven Nock分析1992年到1994年的美国家庭研究数据发现，性别观越传统的女性对婚姻越满意。他们提出，传统性别观和婚姻满意度的正相关背后是社会文化和个人认知因素。例如，传统的女性（和她们的家庭）一般积极参与推崇传统婚姻关系的组织（教会等），这些组织和家庭不仅间接地提高了女性的生活愉悦感，而且这些组织的支持不断强化她们对婚姻的道德感，进而内心感到更强烈的需要去构建一种快乐婚姻的“神话”（myth）。虽然美国推崇个人主义，鼓励表达个人的意见和意愿，传统的女性却倾向不去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她们的婚姻关系是否有利于她们个人。因此，性别观传统的妻子有可能有意无意地给自己构筑了满意婚姻的认知。的确，满意不满意，快乐不快乐，也只是主观的体验而已。

从相对微观的角度，研究人际家庭沟通的学者发现性别观念会影响夫妻沟通的方式，继而影响婚姻满意度。大量的研究表明夫妻之间支持性的沟通（supportive communication）是保持和提高婚姻质量的关键。支持性沟通的种类和形式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情感支持：当伴侣受挫郁闷的时候给予言语上的安慰和疏导，并强调伴侣的个人价值感和自尊心。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性别角色通常期待女性主要承担亲密关系中的支持性沟通，因为女性一直被教育要温柔，善解人意和善于体察伴侣的情感，更适合做婚姻关系中的情感维护工作（emotion work）。如果妻子的经济不独立，她更会顺从这样的性别角色设定去维持婚姻关系，关注丈夫的心情，给予他更多的支持性言语。相反，经济相对独立，持有性别平等观念并在行动上追求婚姻内性别平等的女性愿意挑战这种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她们不认为妻子应该承担支持性沟通的责任，认为丈夫应该担起同等的情感维护责任；同时，她们更愿意直接坦率地表达对伴侣和关系的不满意，不回避与丈夫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丈夫获得妻子的支持性语言变少，丈夫的负面情绪增多，导致婚姻中的冲突比妻子观念传统的婚姻更多。总之，夫妻之间的沟通方式改变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女性平等观念和婚姻满意度之间的负相关。

Hiromi Taniguchi 和Gayle Kaufman分析2006年收集的调查日本家庭的数据，他们关注夫妻之间倾诉和倾听烦恼的频率与妻子性别平等观念的联系。日本的传统文化对妻子和丈夫有严格的性别角色设定，推崇丈夫呈现强大的家长形象，而妻子则需要顺从和体察丈夫。这导致传统的日本丈夫和妻子之间较少谈论各自的烦恼，就算有也是妻子主要承担支持性的沟通。研究者发现，跟之前的研究一致，妻子的性别平等观的强度跟婚姻满意度负相关。跟性别观念更传统的妻子相比，有性别平等意识的日本妻子更少倾听丈夫的烦恼，也更少向丈夫倾诉自己的烦恼。然而倾听和倾诉的频率与婚姻满意度正相关。所以，有理由相信，强调性别平等的妻子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去承担起维护体察丈夫的情感的主要责任，也不那么依赖或崇拜丈夫大男子的形象。当妻子不那么顺从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婚姻的“和谐”。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认为追求性别平等与满意的婚姻难以兼得（又得一理由恐婚！），但其实研究结果远不足以支持这样的结论。影响婚姻满意度的因素非常多，并可能与性别观念交织共同作用，例如家庭的收入，夫妻双方的社会地位，还有所处的文化氛围等。而且必须指出的是，现有的大部分的研究没有调查夫妻双方－参与研究的只是妻子，或婚姻中的其中一人。所以不排除当夫妻双方都重视和追求性别平等，并在行动上实现（例如丈夫同样善解人意，给予妻子足够的情感支持），婚姻也会让双方满意。上面提到的Taniguchi和Kaufman的研究发现，丈夫如果持平等的性别观，他们对婚姻更满意。在理想状态下，伴侣双方都有性别平等的意识，组建同伴型的婚姻关系（companionate marriage），但这通常要求男性有较为进步的性别观念。所以，在择偶的时候了解对方的性别观念尤其重要。大家常说“三观”合适的人一起才会幸福，或许大家应该同时考虑“第四观”——性别观。 

引用文献：

Blair, S. L. (1993). Employment, family, and perceptions of marital quality among husbands and wiv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4, 189–212. 

Lueptow, L. B., Guss, M. B., & Hyden, C. (1989). Sex role ideology, marital status, and happines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10, 383-400. 

Kipyong, L. (2008). The effect of husband’s participation in household work on wife’s marital satisfaction: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the expectation sufficiency. Japanese Journal of Family Sociology, 20, 70–80.

Taniguchi, K., & Kaufman, G. (2014). Gender role attitudes, troubles talk,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Japa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1, 975–994

Wilcox, W. B., & Nock, S. L. (2006).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Equality, equity, commitment and women’s marital quality. Social Forces, 84, 1321–1345. 

制版编辑：核桃林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