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较小的孩子，虽然学习负担并不太重，但在自由时间的支配中，科学往往很难从花样繁多的娱乐方式中争得一席之地。
这一情况对于身处边远贫困地区、科教资源匮乏的留守儿童而言格外严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知名科普作家郑永春在广西马山等贫困县支教时发现，当地许多孩子沉迷短视频平台，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成为网红。而对于在应试教育体制中应接不暇的中学生，生物学家、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宏伟则明显感受到，相比起小学生，他们中许多人的好奇心已经消失殆尽。 “他们常常不会问问题，也没有意愿问问题。” 在 1月12日专门为青少年举办的腾讯青少年科学小会上，王宏伟介绍说。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无机化学家戴伟（David Evans）同样在对高中生的科普中发现了这一现象，有学生告诉他，自己上了三年化学课却连试管都没摸过，觉得化学真无聊，直到看了他的实验才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兴趣。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戴伟决定在快手上发布化学实验短视频，当“科普网红”。戴伟表示，他希望孩子们能够在一个他们熟悉的娱乐平台，“偶然”刷到科学类的内容，心中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即便不成为科学家也能够逐渐养成宝贵的科学思维。同样希望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到科学、拥有理性的思维，并倾尽全力的的还有郑永春。郑永春主要从事月球与行星地质的研究。从2004年开始，从线上线下的科普报告到科普文章、书籍的编撰，他以多种形式分享行星科学和太空探索的科学知识。2016年，郑永春因“不知疲倦地向中国大众进行行星科学方面的科普，并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科学”，被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分会授予卡尔·萨根奖授予郑永春，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华人科学家。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郑永春曾表示：为了科普，我要当网红。这句话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尤其是同行内部。做科普是不是为了出名？为了挣钱？还是科研搞不下去了？如今，短短几年过去了，中国科普的氛围已经大大改观，年轻科学家普遍对科普、科学教育非常热心，很多老科学家、甚至院士频繁参加讲座活动，甚至开始发自媒体文章、卖课。为科普做网红，也没什么可耻的。
近期 ，《知识分子》专访了郑永春，请他分享自己对于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的理解，以及在科普过程中的困境。
《知识分子》：科学教育是为了让更多人喜欢上科学，成为科学家吗？对于从事领域与科学并不直接相关的大众而言，科学素养的价值是什么？郑永春：科学教育不是万能的，我们不可能让每个孩子都喜欢上科学，如果目的是培养科学家或是让更多人选择科技类专业，那么从最开始就错了。我认为人是一个综合体，应当有四大方面的基本素养，即人文社会素养、理工科技素养、艺术审美素养，和动手实践的能力。每个孩子的兴趣与天赋都是不同的，需要一个培养与发现的过程。孔子的时代就在谈有教无类，今天我们不应该丢掉这种思想。从前，我们推进全民教育普及的时候，工厂流水线式的培养效率最高，但今天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阶段，要走向分类教育，让每个孩子依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最合适的方向。这样的背景下，基础教育阶段科学教育的目的就变成了让每一个走出学校的人都能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这就像我们让孩子学习绘画与音乐不是为了让他们成为画家或音乐家，而是能够在苦闷或平淡的生活中通过艺术感受到快乐与美。而科学素养对于大众最大的价值，就是它能够赋予人理性思维。以汽车销售员为例，他并不需要参与研发汽车，但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车子好在哪里，并拿出油耗、防碰撞试验、排放等等各方面的数据加以说明，而不是用苍白的语言把它吹得天花乱坠。这对于整个社会运行效率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其次，理性思维也让人可以更全面、客观地评估身边的每件事，减少诈骗案件的发生，使人趋向平和，避免极端事件的出现。所以，公民科学素养是一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科学教育一定不是以培养科学家为目的。《知识分子》：你是如何产生对于天文产生兴趣的？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郑永春：兴趣的养成可能在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因人而异。有些人是被一本书影响的，有些人可能被一个收音机节目感召，有些人可能是受到一次报告影响。比方说，我听说潘建伟院士现在最得力的助手陆朝阳，就是因为潘建伟回高中母校去讲座的时候，他觉得“哇大神来了，而且就是我们的校友”，认为自己努力也可以实现，后面就去了中科大，成为了一个量子力学领域非常优秀的专家。我们航天和太空探索领域的从业者，有的人会说，小时候看到一本书叫《小灵通漫游未来》，觉得里面探索太空、坐飞船的想法很酷，后面才会成为一个航天领域的专家，这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对我个人而言，我上学时候特别喜欢地理类的东西，对各个省的地形、地貌、河流非常感兴趣。后来又作为学校选拔出的三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地理知识比赛，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我接受中学教育已经是近三十年前的事情了，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并不差，这可能和我们浙江地区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关。当年，我上的是当地最好的中学，老师大部分也是浙江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他们都非常敬业，不断地去教孩子们，哪些不懂都特别欢迎去问他，他自己也非常努力回答。二三十年前那时候，我们就已经有计算机课、有制作收音机的劳动技术课，还有美工课程。我觉得这些课程虽然对科学方法的教育是缺失了一点，但是并不影响教给孩子科学体系的完整。那时，我们学校里还有两幅很大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上边写着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就是这样小小的校园科技文化，对学校的科学教育也非常有帮助。简单的两张地图放在那里，孩子就可能觉得，虽然我们在山里，连县城都没去过，但是中国好大，世界好大，然后一下子就有了胸怀和气度，会希望将来自己一定要去南美或者从新疆内陆去看看大海。那这些人将来成为海洋学家都完全可能。所以，有了自己这样的经历，我现在特别愿意做一件事情就是给孩子写书。我觉得在他们成长的阶段，如果能有机会看到一些好的科普书的话，就有可能打开一扇窗户，接触到这个领域，甚至产生兴趣。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喜欢，但是我想总有一定的概率。《知识分子》：较不发达地区的孩子应该接受怎样的科学教育？你可以具体谈谈吗？当地科学教育受到哪些条件的制约？郑永春：这个问题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我在重庆上的大学，在贵州上了五年研究生，所以在西南地区待了十年。我发现，东西部之间的对比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在贵州或者重庆很多的边远山区里面，对他们来讲不是科学教育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教育的问题。即便学费已经不是问题，但很多孩子家里非常穷，总是希望他可以带小孩干农活，来减轻家庭的压力。对这些孩子来讲，我觉得首要的问题还是让他先有学去上，能够上满12年教育，他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所以在这种落后地区，首要目的是让他有机会来完成教育。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比什么东西都重要，虽然需要效率会低一点。在教学模式上，我们有时候想的很好，推出各种新颖的方法，但理想化的东西不一定是实用的。我们的教育体系非常庞大，内部情况各异，改革一定不能过于激烈。我去过广西马山、陕西铜川、青海海西州、安徽大别山等等偏远贫穷地方的学校。我发现这些地方学校的硬件在国家资金支持下已经不落后了，盖起来了崭新的校舍，电脑、投影仪、投影布可能都有了。但问题是，这些老师真的学会电化教学了吗，他会做ppt吗？他本人的素质能够更新得上吗？ 对学校来讲老师有多大的眼界，多大的能力和水平才决定了这所学校学生的能力和水平。如果今天这门课还没上过，就告诉你要中高考要考这个内容了，怎么可能呢？突然一个创新的教材出来了，尽管当时编得很好，但老师没有培训过，或者根本没有能力消化，上不了课，就没法用；学生也可能不适应新的上课方式。所以我想，对于那些地方的科学教育来讲，如果能够让老师们充电提高 ，那么这个地方科学教育的水平也会提升。但是另外还有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些地方老师“充电”的意愿可能比较差。在当地师生比极低的情况下，他们要上多门课程、开各种各样的会、找家长、做心理工作，本身的工作压力和强度已经是非常高了。再让他做考核之外的东西，虽然我们是好心，对他们却是一种负担。但总体上我赞成一点，就是对于大部分的中国的青少年，他是非常欠缺科学教育的，也可以做一些启发式的教育，这会是有帮助的。但是不是实行这样昂贵的、完全理想中的教育就会有效？我觉得现有的条件下可能是很难实现的。对于偏远地区、贫穷落后地区的一些青少年，尤其需要加强科学教育。 对于受填鸭式影响着这一代的孩子，如果他们能够享受到一缕科学教育的清风，对他们本身是非常有帮助的。《知识分子》：去年成都七中的直播班曾经受到诸多关注与赞誉，通过互联网与技术手段，我们能多大程度解决欠发达地区科学教育资源匮乏的现状？郑永春： 我认为，人不是机器，而是一种感情动物，需要关怀和温暖。父母的照护永远不可能被AI所替代，老师也是一样。学校里老师的教育，除了传授知识，更主要的还有关怀学生的成长。真正去到边远地区，我们会发现有时候远程的教育达不到效果。我也给某个科普单位上过远程教育的课程，虽然总体上是有效的，但是你要说很有效也不一定。当时有70多所学校在线听我们的课程，尽管我们做了精心的准备，但是对于当地孩子因为没有现场感，有时候注意力就集中不起来。经常的情况是，你放你的视频、他说他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我到现场去上课，他一定会被我吸引，但远程就做不到。所以靠另外一块屏幕能解决一点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自己现在觉得它最关键的作用还是对于教师队伍能力的提升。《知识分子》：现实中，科学教育似乎还受到来自其他学科因素的阻碍。最近一位科普作家发现小学语文课文《带刺的朋友》存在科学性错误。科学素养的培育是否不应局限于科学一个学科，还要更多地渗透到语文、历史与英语各方面的教学中？郑永春：这一点非常对。我目前参与教育的事务比较多，是义务教育阶段课标修订组的成员和小学科学教材的副主编。我深深地意识到一个问题，在中国我们有明显的分科教育特色，这就会产生各管一摊，相互之间存在割裂的情况。因此，中国的科学教育理念仅仅靠科学课、科学老师是很难推动的。一方面，科学老师本身的科学素养和能力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提升。另一方面，整个教育系统里，科学教育还属于一个新生事物，语数外仍是最核心的内容。这种条件下，我们想把科学的内容渗透进去，就要靠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来讲科学。这个过程就需要科学家来介入，语文老师大多是中文系毕业的，想靠他们自己来改变很难，但如果科学家能够专门编写科学写作、阅读的教材与辅导材料，老师们也是非常愿意去推广的。我接触到的北京景山学校和南京十三中的语文特级教师都对科技很感兴趣，认为能够启发学生的想象力、提升科学素质，但他们毕竟不是科班出身，所以很难搞得出来。同样，历史教科书中的科学史、中国工业与科技发展内容应该由谁来撰写？我们的英语教材中当前主要是一些文学名著作品，但孩子们参加国外的剑桥或托福考试会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科技阅读材料，比如全球变暖、臭氧空洞等等，这些素材科学家也应该参与。所以，我认为目前科学家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进入教育系统内部帮助编写者一起提高科学素养，多增加一些科技素材。这些内容的选择不能只靠语文老师来进行判断。现在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里已经有了四篇科技题材的文章，我的小孩也曾经学习过。但其中的《月球之谜》这篇文章十几年前就被人指出过有科学错误，却一直没人来帮助改正。既然已经看到这个问题，就应该建立一条渠道，打通科学家和各科老师的联系，让前者能够提供一些建议，把自己学科中核心的内容渗透进教材编写中。我认为这种东西的影响意义非常深远，因为一旦教材进行了更改，每个孩子就都要学，每个老师都要讲，远远比我出去做一次讲座使300-500人受益有影响。所以我现在觉得，科学家在科普工作上，更多还是要走到“幕后”，参与编写教材、改写课文，发挥更大的作用。《知识分子》：你此次参与编写的小学科学教材有哪些特色？在与教育系统的合作中发现了哪些科学家参与的阻碍？郑永春：这次我们教科版十二册小学科学教材的编写中就有十二名科学家参与，在51所学校进行了试教，预计将在全国范围内投放给近3000万的小学生使用。这套教材会告诉孩子们科学家是怎样思考的、怎样工作的，还原他们工作的本质，这些内容我想是小学老师很难写出来的。我个人非常反对的一点就是对科学家的神化，刻画出一种他们一定是高高在上、穿着白大褂使用尖端仪器的形象。相反，我们这次的课本里就会讲到气象学家竺可桢是如何长年累月观察和记录各种植物开花结果的日期、河流湖泊结冰和解冻的状况，让孩子们感觉到这些都是他们也可以完成的活动，科学并不是遥远的。我们刚才谈到的启发式教学在这系列教材中也已经体现得非常到位，与美国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讲解水蒸气时，我们会从生活中的案例出发，向孩子提问擦黑板的水到哪里去了，再做实验把两瓶水，一瓶敞开，一瓶蒙上塑料膜，分别放置，探讨不同结果的原因。所以，在这份教材里，我觉得已经不只是知识的灌输了，而是有一个引导和探索的过程，让他们能够具备最基本的科学素养。关于阻碍，我自己觉得中国的教育系统还是有些不够开放。我们的教师队伍长久以来都是师范大学的学生，这个情况在国外就比较少见。综合性大学里的教育学院与专门的师范大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我觉得师范大学也要改革，变成综合性大学中的教育学院，或者走向综合化，使学生受到综合的科学训练与人文素养。在中国现在的情景下，一种比较好的路径就是大量在理工科大学中招收优秀的学生，进行教育学训练，让他们充实中小学的教师队伍，这对我们国家科学教育水平的提升应当是最有效的一种措施，但目前进展还比较缓慢。 希望家长还孩子一个能“发呆”的童年，对前沿科技的教育要慎重 《知识分子》：PISA测试显示，我国学生投入的学习时间强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即使小学阶段家长也用各种补习或兴趣班填满着孩子的时间表。这样超强投入的学习一定是好的嘛？郑永春：我认为这是一个大的社会氛围造成的，已经不是教育的问题。家长觉得，让自己的孩子阅读大量中外名著，背诵单词、做口算题是一件很有收获的事情。但是，这不能是教育的全部，而且这当中许多教育是无效的、重复的劳动。比如说，我和科大讯飞团队合作，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哪些数学题是孩子们最容易错的，一百道计算题中错得最多的可能就五道，但为了掌握这五道题，学生却经常需要以一百题为单位去练习。所以，今后在教育中引进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很精准地识别孩子薄弱的地方，提升学习效率，留出时间。剩下的科学探索类的活动，我认为也需要注意，它可能和艺术、音乐的课程有点像。上完绘画班，孩子可以画出一幅像样的画并不意味着就是成功，就是具有了艺术素养。首师大的一位老师就说，今后自己孩子学画画时候，一定不要教他怎么画，这样之后孩子今后就只会画工艺画，他可以画得很像，但不是艺术，真正思想灵魂类的东西就没了。这样的教育反而会伤害孩子未来的创新性。这在我们科学研究里也是一样的。我们中国人，一说到做科研就是先看大量的文献，提炼出来别人做过哪些工作，还有什么没做。这样的方式，有好处，但也有坏处，那就是自己研究的突破性会不可避免得变弱，觉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工作都是在别人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少见石破天惊的东西。教育也是这样的，当孩子学了大量的知识后，创新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受影响。我接触到很多中小学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孩子啥都懂，但是确实不知道要干吗。啥都懂的目的就是为了知道答案，显示自己很厉害。我们在做科普报告的时候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孩子会告诉我他知道这个，知道那个，但并不是为了探索什么，而是为了告诉我他什么都懂。《知识分子》：林群院士曾表示，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留给孩子们自由思考的时间太少了。也有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孩子在受到学校教育后，反而逐渐失去了好奇这一重要的品质。对这些观点你如何看待？郑永春：我非常认同这种自由支配时间的价值。现在小学生的学的东西确实太多了，没有自己发呆的时间，缺少一个可以回味一生的童年。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我认为我们这代人是有快乐的童年的。虽然物质很匮乏，但是可以下河捉鱼，上树掏麻雀，采野果子，有很多和大自然的山川河流打交道的机会。这样快乐的童年能够让我们在长大后繁忙的工作中回忆起美好的事物，同时对大自然拥有感情，进入其中的时候非常放松与享受。但现在城里面的孩子就缺少了这种对大自然的感情，仅仅认为它是提供自己物资与能源的一个场所，而感受不到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们不明白长江白鲟这样的其他物种和我们也是息息相关的，可能会导致某个生态系统的崩溃。而如果在长江边长大，经常亲近自然的孩子，可能就会回忆起，他小时候曾经吃过这种鱼，或者觉得家乡的什么东西没有了很遗憾。这是我认为自然教育的价值。同时，对于一个人的创新创造能力而言，发呆的时间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现在学习工作的节奏太快了，每个人都好像被捆绑在一辆战车上，谁也不敢跳下来，好像一下来就会被抛弃掉。对科研人员也是一样的，到了一定阶段一定要想想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学会舍弃，不要迷失在各种帽子和大项目的申请上。《知识分子》：近一段时间，AI和量子等等最新科技概念在教育领域被炒得火热，也有人工智能学者表示，现在课本中都是几百年前的死知识，看不到与当前真实科研前沿的联系，让孩子们觉得无聊，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一定要把最新的科学进展提前带到中小学课堂中。这些前沿知识对科学教育有什么意义？能够获得孩子们的接受吗？郑永春：我认为把最前沿的知识传输给学生要慎重。我不反对，但一定要慎重。现在前沿的知识变化得非常快、门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深莫测。不要说是中小学老师和学生，连科学家都很难追踪到自己本方向外的前沿知识。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最前沿的东西带给学生，他们可能很难消化，只记住了一串非常玄乎的名词，比如模棱两可地认为引力波就是一种辐射，所以我们要防辐射，连防辐射衣都开卖了，而量子力学和暗物质就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这样最后可能反而会有一种负面的效果，就是让孩子们认为科技是无所不能的，变得很激进。我想，贺建奎的成长过程中可能就是由于人文素养的缺失，导致对科技毫无敬畏，认为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尝试。人工智能类的东西大量放入到课程中，可能也会使孩子们天真地认为，我的父母、我的老师还不如机器人。那这样我们还需要尊老吗？还需要尊敬师长吗？还需要友爱同学吗？在孩子的成长中，他们可能对科技没有成熟的判断能力，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厉害。所以，我还是觉得最前沿的东西在教育中用起来要慎重。这些内容可以经常以科普报告、科学家进校园的形式来展现，但它不能成为日常的课程。日常课程还是需要讲，人类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发展而来的，科技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日心说、地心说虽然是古老的知识，但是讲授中可以让孩子们看到当时的科学家是如何突破宗教束缚，接近真理的，了解到知识产生的过程与波折反复。总结来说，我认为，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理性的思维等等塑造三观的东西是孩子们应该从科学课中学到的，前沿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也只是作为一个载体。 再谈“为科普做网红”：我是最底层走出的孩子，要做好表率与回报 《知识分子》：你为何选择投入大量精力到科学教育中？郑永春：我觉得这和我的成长经历是有关系的。我是从中国最底层成长出来的，一旦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想到我的家乡、我生活、学习过的地方，那里还很落后，孩子们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来接触科技类的东西，尤其是我们天文航天这一块。这就使他们的成长会失去一种可能性，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航天专家，就这样被剥夺了。这些孩子能够看到的只是日常周围的世界，而对于更大的，尤其是太空、宇宙的世界则没有了解。这也会使孩子的世界观、价值观变得十分局限。到了广西马山这样偏远落后的地方，我们就看到很多农村孩子不明白为什么要学习，一心想尽早出去打工或者做直播当网红，包括社会上好多人只认可金钱的价值，这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接触到更大的世界。把科学讲给这些地方的孩子，至少有一定概率可以帮助他们打开一扇大山之外的窗，拥有更广阔的心胸，意识到可以做出更大的事业，并慢慢地改变。所以在我选择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评价标准就是要做那些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影响社会、影响更多人的事情。也有的人会认为这是痴人说梦，非常困难，但我觉得总归还是要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做出一些努力。有一句话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觉得让中国更多人能够接触到科学、拥有理性的思维就是我的初心。现在回忆起2016年时我曾经说过“为了科普，我要当网红。”那时候大家都很震惊，因为没有科学家会说出“要做网红”这种话，曾经做科普最大的阻力之一反而是同行内部的评价。其他科学家会认为，你做科普是不是为了出名？为了挣钱？或者自己科研搞不下去了。这也是正常的，人对新鲜事物的接受总归要有一个过程，我认为我们接受的速度已经比美国要快了。短短几年过去，我们科普的氛围就已经大大改观了，年轻科学家普遍对搞科普、科学教育非常热心，即便自己工作很忙。老科学家、甚至院士频繁参加讲座活动，甚至开始发自媒体文章、卖课，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对我个人而言，一直以来这么卖力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从底层出来的人，应该做出回报与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