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蔚然 潘棋

与高西庆谈话，你根本意识不到面前的这位“帅大叔”已经六十六岁，更看不出他是前任证监会副主席和几个投资公司的前任总裁。他的身上没有任何被社会磨平棱角的痕迹，他说话直率，喜欢大笑，嘴里时常蹦出令人忍俊不禁的“金句”，被调侃时还会不好意思地摸摸头……交谈中，他向我们娓娓道来了自己多国的生活经历和多元的文化感受。

高西庆在“世界的尽头”、世上最南端的城市——阿根廷乌斯怀亚

生于1953年的高西庆在该读书的年纪遇上了文革，本应在学校的他被送至中国西部的山区里参与襄渝铁路建设。“我修铁路修了三年，有次炸山的石头把我脑袋开瓢了，差点没命。在那里，食物实行配给制且工作强度很大，我们总是处于饥饿的状态。”

糟糕的境遇并没有阻止高西庆学习。“比饥饿更让人痛苦的是知识与信息的缺失。我贪婪地去看每张偶尔得到的写有字的纸片，如饥似渴。我还和其他几位工友们成立了一个夜校，一同学习一些旧课本。”

经过三年的山中劳动，他被分配至西安一家兵工厂。在那里，他每周两次下班后骑自行车去 10 英里外一所大学的无线电工程系学习英语。在一年的学习中，200 多名学员里的大多数没能坚持。但高西庆是那坚持下来的十几个人之一，一同留下的还有兵工厂里的总工程师。在那位工程师的鼓励下，高西庆决定报考北京的大学。很快，他收到了对外经贸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高西庆（左二）与1981届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同学合影

他在对外经贸念书的时候，一个老师常说看到他就会想起列宁和高尔基的会面——当时列宁读了高尔基笔下满纸的亲身苦难，本以为高尔基有此经历会变成一个邪恶的人，但却发现他其实充满人性的光辉。

“他知道我们家过去的事情，知道我们家受的苦，”高西庆解释道，“我父亲在文革中被关起来，受了很多迫害。我母亲带着我们去陕北农村，本来我也得去，但母亲带着我去求军管，求他把我一个人留在西安继续上学。随后她带着我弟弟妹妹去陕北农村，待了很多年。那些年家里非常苦，连顿饭都吃不饱。”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生活艰辛，高西庆的父母却都是乐观的人。父亲从监狱出来后，高西庆有时会陪他去参加聚会，发现几乎狱中所有的快乐都跟父亲有关。“他们经常会回忆，在监狱里、在牛棚里面被关着的时候，我父亲说了什么话、干了什么事，搞得看管人员一边生气，一边被逗得哈哈大笑。”

高西庆说他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人，不论现状如何都总是喜欢往前看。受父母乐观豁达的影响，高西庆也把吃苦看成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一个人反正总是要吃苦的，但你最好早点吃苦。

高西庆在美国杜克大学攻读法学博士的那三年，便是一段“吃苦”的岁月。

上课第一天，他发现周围每个人都有教科书和作业本，而自己什么都没有。他本以为开学第一天，学生理应坐在教室里等待老师分发教科书和笔记本，听一些课堂注意事项。可在杜克的第一堂课，老师一上来就开始讲案例。用高西庆自己的话来讲，当时“都傻了，一句都听不懂”。课后询问同学，他才知道应该按照教授早先在公告上写的课程用书去书店买书，并在课前阅读规定章节。

此后的学习中他逐渐意识到，当时在国内学法律还是以识记为主；而在杜克法学院，死记硬背是不管用的，必须学会分析方法。从中，高西庆看到了自己和顶尖的差距，也坚定了将法学博士念完的决心。

那时的他一天睡3-4个小时，将一本几千页的法律书一字不落地全部读了下来。很多人会用解析版的书籍来加快阅读速度，但他告诉自己，年轻的时候多吃苦以后就会少些磨难。

凭着这股韧性与闯劲，他成为了首个通过纽约州律师资格考试的中国人，并进入了华尔街顶尖律所工作。不久以后，由于眷恋祖国的土地，高西庆毅然放弃海外高薪职位，回国参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

高西庆将国外学来的知识结合中国市场加以应用，在中国证监会的建立和证券市场的开放发展中担任了桥梁的角色。1988年高西庆回国后直接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初创，他两进两出证监会，于2003年转向投资领域任职社保基金，2007年管理千亿美元级的主权财富基金。他将自己留美时学习的市场知识淋漓尽致地与中国经济国情相结合，职业生涯与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改革紧密相关。

不仅在金融市场上做中西方的桥梁，高西庆在中美合作创建昆山杜克大学的努力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

2007年底，身为杜克大学校董会成员的高西庆得知了杜克大学有意在中国建校的想法，校董会随后就是否要做这个项目展开辩论。大家都有各自的原则要坚持，一旦碰撞在一起，冲突在所难免。此间，高西庆发现能听懂双方语言很重要。能听懂并不单是语言上的听懂，更是文化上的听懂。他自发成为两边沟通的桥梁，帮助解决了许多创办过程中的“危机”，和创校先驱们一起看着昆杜从蓝图走向了现实。

高西庆在昆山杜克大学顾问委员会上发言

“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出现在制度上，荀子说‘利出一孔’，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总觉得‘学而优则仕’。而在西方的观念里，社会是多元的，人们有多种出路，不同的专业和爱好之间没有高下之分。每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高西庆认为，要让中西方教育模式融合从而达到全新的升华，应该从人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让每个人各得其所。

高西庆还几次提到年轻一代人应该更加开放，与世界对话。他自己便是这么做的。“我在华尔街律所做律师的时候和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共事，接触了很多异国文化。比如我曾目睹日本人见到有天皇章的照片会恭敬地鞠躬；在一个借宿的同事家，夫妇俩一个是犹太人、一个信天主教，我常跟着他们去不同的礼拜地点拜访；还有一个同事是不婚主义者，我到他家住的时候他就天天带我去各种俱乐部逛。”

在高西庆看来，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而且是比书本更好的“书”，因为他们是有生机的，可以直接看到文化本身。“这次来昆杜，我很欣喜地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可以很好地相处。这里的相处不仅是在一个校园里读书，更是真正地在文化层面上相处。”他希望以自身经历鼓励昆山杜克的学子勇于发现世界、探索世界，充当不同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桥梁。

提起退休后的生活，高西庆笑起来：“我退休后有三个愿望，最大的愿望就是到汽修厂学修车，然后开车带着我的太太走一走中国。我还要学一门乐器，再练练书法。”

可惜愿望与现实差距不小。他原本以为自己退休之后会清闲得很，没想到卸任后做慈善，受邀讲座，满世界教书……导致他现在比工作时还要忙。但他毫无怨言，“大家信任我，我就做下去。”

他说他的初心只有八个字：做个好人，不说假话。“我经常跟别人说年轻的时候原则很多，但越活越发现原则就那么一条，那就是做个好人，不撒谎。如果你做不到站出来，那就不去说假话；如果你无法伸张正义，那就至少不要去伤害别人。”

高西庆的儿子念高中时班上有一名缅甸的学生，独在异乡，高西庆每个周末都邀请他到家里来，后来儿子出国上学，高西庆仍然让那个缅甸男孩在家里吃住了三年。当这个孩子高中毕业，他的父母登门拜访称高西庆为“恩人”时，高西庆却不觉得自己伟大，在他看来只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小事。

高西庆在全球各地参与支持了很多慈善公益项目。从刚回国领着“几十块”工资起到现在，他坚持每年捐助母校杜克大学，希望能够回馈自己当年所获的善意。作为昆山杜克大学的顾问委员，不管是为学校提供建议，还是为学生传道授业，他都亲力亲为。今年，他将自己二十余年从各国收集的艺术纪念品全部捐赠给了昆山杜克，作为文化交流与教学的素材，希望藉此鼓励昆杜师生成为不同文化交流的使者。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在人大会议上建言献策，希望能打破中国慈善救助目前存在的障碍……他做了很多，却从未想过要什么回报。他说，不能要求人人都做雷锋，只是鼓励大家去做，去回馈社会就好了。

高西庆在昆山杜克大学捐赠艺术品展上致辞

用高西庆的话说，如果一定要给予人生价值一个定义，那便是，做个好人足矣。

注：昆山杜克大学学生媒体中心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