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好的学术环境，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一流的人才多了，水准到了一定的程度，很多事情也就水到渠成了。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
撰文 | 赵亚杰
编辑 | 李晓明
“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今年5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华为至少有700多个数学家”。无独有偶。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7月联合发布加强数学科研工作方案，开篇明义：“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也是重大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数学实力往往影响着国家实力，几乎所有的重大发现都与数学的发展与进步相关，数学已成为航空航天、国防安全、生物医药、信息、能源、海洋、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随着中美关系的日渐紧张，中国在科技领域被卡脖子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无论是国家，还是高科技企业，都意识到了基础研究尤其是数学的重要性。当今中国数学的发展状况到底怎么样？未来又该何去何从？近几年，中国青年一代数学家崛起，张伟、朱歆文、许晨阳、恽之玮，几乎斩获了国际上除菲尔兹奖以外的所有年轻数学家可以获得的奖项，他们被称为北大数学的 “黄金一代”，他们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他们的成功是否能够复制？许晨阳在去年远赴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临行之前指出中国科学界还存在学风浮躁、造假得不到惩处以及对年轻人支持不够等“三害”。如何留住这样的顶尖人才？针对这样的“三害”应该采取哪些举措？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田刚接受了《知识分子》“科学的担当”专栏访谈，针对上述热点问题，一一做出了回应。沉下心来学数学的年轻人多了
《知识分子》：作为数学家，你能介绍一下中国的数学的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吗？
田刚：这十几年来，中国数学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尤其从千人计划和青年千人计划实行以来，吸引了一批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回国工作，对数学的队伍建设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因为不管是数学还是其他学科要想提高，大家都在讲评审体系的重要性，其实评审体系需要人去执行，所以最关键还是靠人。整个学术水平的提高，也是需要有好的人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随着国家的经济条件变好，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以及现在国家对数学的重视，当然也有媒体对数学的报道，年轻人学数学的热情和兴趣也提高了，中学阶段人才的后备军还是很不错的。在上世纪90年代我也带过一些学生，但是大家学了一阵可能就去华尔街了，而现在真正能沉下心来学数学的人大大增加了，所以这几年我们确实培养了一些相当好的年轻人。整体来看的话，中国数学的发展趋势还是非常好的。在一定程度上，如果在三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中间比较，中国的数学人才和美国或是整个欧洲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要是和欧洲某些国家相比，我们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因为确实有一批优秀的年轻人，而且中国人也多。和美国相比的话，美国的优秀人才的来源更丰富也更多元，因为它把全世界优秀的人都吸引过去了，而我们目前主要的人才来源还是集中在华人或者是归国的人才，还有靠自己培养的一部分人才。但是我对于以后的发展还是充满信心，主要是我们的队伍比较好，当然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让外人来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再通过一定的努力可以吸引到一些国外的好的学生或是博士来中国学习、工作，以扩大我们的国际影响。就目前来看，从财力上来说，我们已经是相当好了，从经费的投入到针对博士后或是青年数学家的待遇上，与欧洲先进国家相比我们也是有竞争力的。我们的师资力量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有一定的吸引力了。当然，一所大学或者科研机构是否真的达到世界一流，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准是看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是否愿意来这里学习，也不光考虑待遇的问题。对于博士或是博士后来说，他们需要看在这里的经历对他们以后的发展有没有帮助。在这个方面上，我们的条件也是越来越好了，有一定的竞争力，所以我们数学中心今年录取的博士后也有许多是从国外一些相当好的学校来的非华裔，二分之一左右都是国外毕业的，三分之一左右是非华裔的，所以进步还是很明显的。
奥数竞赛跟做数学研究完全是两回事
《知识分子》：现在北大数学学院自己的人才培养情况如何，除了那些通过竞赛保送的学生，有多少是主动选择报考数学学院的？
田刚：现在北大数学学院的录取分数线一直排在理科前列，据我所知可能是最高的。当然招生的来源一部分是保送，但是现在的名额不多，就是进入国家集训队的这一批人。还有一部分是通过自主招生和高考进来的。自主招生通过严格筛选，然后要对学生进行考察，我们会组织相应的测试包括笔试，这样能够更多地发掘一些数学的人才。高考也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仅从高考分数来看一定程度上还是比较难挑的，多一分少两分的可能相差很多人，也很难看出来谁对数学真正感兴趣。从实际情况来说，我们培养一个数学人才，最重要的还是看他/她是否确实对数学有兴趣。很多参与数学竞赛的学生后来都不做数学了，就是因为他们对于数学并没有兴趣或是兴趣没有那么大，可能只是一次考试或几次考试考得比较好，所以北大在学生兴趣的培养方面还是比较重视的。《知识分子》：那招进来的学生中继续从事数学研究的有多少？田刚：我们数学学院一般一年要招180个学生，数学专业有60人，每一届大概有30人左右选基础数学，好的时候像许晨阳他们那会儿可能有40人左右选，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之后会去做数学研究，但是至少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做基础数学研究的，念研究生也选的是基础数学专业。如果一年可以出来一个许晨阳，或是能真正出来几个最后留下来能够进入到高端前沿的数学研究中的已经是很好了，当然 “黄金一代” 中最后选择从事数学研究的是比较多一些。选数学学科的其他方向的人相对要多一些，当然应用数学也是很重要的。前几年的时候，基础数学可能是宣传不够，在每年数学专业招生人数稳定为60的情况下，有几年这些学生在大三最后选择方向时，选择基础数学方向的人数掉到了30以下，有很多选择了金融数学或统计等，最低的一年可能只有25人。但是之后，我们请了很多数学做得比较好的人比如刘若川他们去和学生多接触，因为学生很多时候对于数学尤其是基础数学不够了解，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没用的，所以就需要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地接触，让他们对基础数学有更多的了解。
田刚：有一个，现在已经毕业了，就是韦东奕（编者注：韦东奕，第49届、第50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满分、金牌第一名。高中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后被保送至北京大学，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10级本科生），他本科的时候我没有跟他直接接触，但是在他研究生一二年级的时候就做出了很好的成果，他在数学技术上很强，确实是一个数学天才。对于北大具有数学天赋的学生，要给他们创造好的环境，鼓励他们做大问题，做出好的研究成果，因为想要做出研究成果，首先需要扩宽他的视野，增强解决大问题的自信心，做出研究成果之后反过来也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学生如果老是不去做而是在那里读，就会产生畏惧感。《知识分子》：我们去年采访了美国奥赛队的前领队冯祖鸣老师，他觉得中国的大学教育没有给一些 “天才少年” 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我们也采访了美国奥赛队的现领队罗博深教授，他觉得从竞赛到数学研究需要有人引导。田刚：前两天丁肇中先生在复旦大学还说：“我几乎认识每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中间几乎没有一个考第一名的。”奥数跟做数学研究完全是两回事儿。首先，奥数是一种竞赛，参与者要在短时间内答题，肯定要具有天赋，奥数的题目虽然很难，但是还是固定的，并且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内。做研究很多时候不是很确定的，首先要找到关键问题所在，要了解、要琢磨，然后去寻找别人做到什么程度等等，要做很多这种工作。还有一个做研究和竞赛很不一样的点就是，做研究实际上是不在乎你用了多少时间的。参加竞赛的话，你必须在给定的一个小时或是两个小时内做出来，做不出来你就完了。但是做研究的时候，你想十个小时和你想十个月想出来是没有区别的，关键在于你想不想得出来。另外，竞赛的时候，题目是人家给的，做研究的话，研究的方向很多都是很好的数学家自己开创的，对于一个数学研究者来说，最好是你可以开创一些方向，找到一些新的方法，所以说竞赛的学生进入大学本科或是研究生就一定能成功吗？这个是不能保证的。他们可能比别人的数学基础好，数学功力强，但是光靠功力还是不够的。竞赛的时候是一类相对比较集中的题目，但是研究的时候很多题目可能很多人已经都研究过了，之前研究过这个题目的很多人可能都没有你聪明，但是人家可能已经想了很长时间了，已经积累了很多东西了。所以必须要花时间，花很多时间，如果时间长了都做不出来就可能有一种挫败感，这时候有一些竞赛生或是其他的一部分学生，他们可能稍微想个一个两个小时或是一两天都没想出来就放弃了。做研究需要锲而不舍地去做，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个问题做出来的能力，这是竞赛没法给的，这些能力都是后面需要自己去培养的，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起一定的作用，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鼓励他们继续往前走。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引导学生们去多想，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说没关系，一个星期没做出来，还早着呢，再多想想。中国学生要敢于挑战
《知识分子》：在当年，北大是如何帮助 “黄金一代” 从数学竞赛转向了数学科研？为什么那一时期涌现出那么多人才？
田刚：一个可能是跟老师有关系，像2000级的恽之玮、朱歆文，他们才上大学二年级，我在给研究生开讨论班的时候他们就来听课。当时可能就是老师们很注重通过一些学术活动来引导学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几年录取的学生中正好对数学比较感兴趣，就像许晨阳、恽之玮、张伟他们在竞赛队里就认识，在校的时候就一起搞学术活动，他们到了现在还经常在一起讨论，他们之间也有合作。在那个时候，数学学院像丁伟岳老师就非常重视学生的发展，虽然当时的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但是还是尽量鼓励学生去自己办讨论班或是学习班，让他们自己搞一些活动，现在我们也在鼓励这些。《知识分子》：从“黄金一代”到现在差不多有二十年时间了，学生的变化大吗？田刚：我倒是没觉得有太多的变化，当然我不能说每一届都没有变化。我去年带一个研讨班，有很多都是大学二年级三年级的本科生，甚至还有一年级的。北大的学生确实是很优秀，我讲课先讲的其实是在国外研究生一二年级的内容，很多同学确实对数学感兴趣，后面很快他们就可以自己讲课了，学习热情也是很高的。我觉得北大的学生只要是有兴趣，他们的数学能力还是很强的，作为老师还是希望可以引导他们思考一些问题，我办讨论班也是这个目的。这和差不多20年前的2001年和2002年许晨阳他们在的时候变化也不是很大。
《知识分子》：你曾经在美国任教多年，对比中美大学学数学的本科生，有哪些差别？田刚：我在普林斯顿也上过课，一定程度上讲北大的本科学生可能基础更好、学得更多。当然美国的本科生也会有一两个特别冒尖的。我觉得北大的学生，有时候自信心还需要更强一点，要敢于思考一些大问题，敢于挑战一些难问题。中国学生学得绝对不会比别人差，美国学生有时候不一定愿意学那么多课，但是可能自己开始去想一点问题。我为什么要办这些学生研讨班？就是希望他们，鼓励他们，做一些研究，建立一些科研的经验，哪怕先做得小一点。读书重要，但是最终还要看你取得了一些什么研究成果。中国学生的自信还是少了一些，就是想标新立异、挑战权威的想法少一些。
我现在大概带十个左右的博士，当然本科生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来问我，我也鼓励他们来。如果他们做本科论文的话，我可能希望他们能比较集中地读一些内容，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可以尝试做一些研究。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本科生讨论班，那些学生完全具备做一些研究工作的能力。前一段时间，我曾让一些学生研读一篇法国著名数学家写的很重要的文章，这些学生讲得非常清楚，我建议他们能不能把文章中的部分证明改进一下，因为现在的证明看上去好像还不是最佳，至少能够重新想一想，也许能做得更广一些。但是他们还是有一种畏惧感，这么大的数学家都没做出来，大概也不好做。也许他们课太多了，也顾不过来。中国人特别喜欢讲 “帽子”，院士戴顶帽子，之后终身受益。但是实际上我们对外国人也是看帽子的。但外国人一般是不看帽子的，不会因为你有一个什么头衔就一定对你怎么样，他们会更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我觉得中国学生要敢于挑战，要敢于想一些别人不敢想的东西，在这方面要加强。数学人才“特区”是如何炼成
数学中心的各处黑、白板上都写满了数学公式
《知识分子》：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是如何打造出一个数学人才的“特区”的？田刚：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选人上。举个例子，我们最近在请一个美国顶尖大学的数学家，我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想了很多办法，因为很多学校都在积极争取他。在队伍建设方面，我们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人进来之后，我们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的学术环境，让他们集中精力做学术研究。北大从2014年开始实行的预聘制，对于新进来的年轻老师是有一定的压力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更能激发老师们做科研的积极性。我常和我的学生讲，有压力未必是坏事。我自己感觉有压力的时候，常常是我最高效的时候。在前年的国际同行评估中，国际评估专家给予我们很大的肯定，我们中心有很好的学术环境，第一，是让老师不要烦心，不要有太多的杂事，所以说我们的行政支持应该是达到了很高的水准，那么这样老师也可以更专心。第二就是我们这里并不是很看重一些头衔，虽然我们进来的大部分人还是有一定的头衔的，比如说“青年千人”等等，我们中心的评价是看你做了什么，学术上做了什么。从长远看，并不在意拿了多少“帽子”戴在头上，实际上还是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好的工作。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们也尽量做到让年轻人没有后顾之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他们好的待遇。我想有了好的学术环境，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一流的人才多了，水准到了一定的程度，很多事情也就水到渠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普林斯顿和哈佛就更容易招到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那里可以更好的发展。我们中心早期的时候，当时人少，为了把许晨阳和刘若川等吸引回来，我也做了很多工作。刚开始的时候聘请这些年轻的优秀数学家是比较困难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可以吸引到国外著名大学获得终身教职的数学家来中心工作。就像刚刚入职的、也是“北大数学黄金一代”之一的肖梁。我想我们与美国的哈佛和MIT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的水平是大大提高了的，有着很强的竞争力。除了刚刚引进的肖梁，其他在美国顶尖学校拿到教职的数学家也在我们考虑引进范围内。《知识分子》：现在帽子的问题可以说是很严重，怎么样让年轻人特别是有发展潜力的人，不用去一级一级地追求帽子，而忽视了做真正重要的工作，数学中心有没有好的办法？田刚：我们也不能完全免俗。直接一点说，帽子现在有，今后一段时间还会有。就是因为总体来说我们学术水平还不够高，所以很多时候在判断一个人水平高低时还是有困难。我想这样的问题在北大要好一些，但是北大也不是人人都能够判断好学术水准。我们的自信心还有待增强，好就是好，是内在的，不应是由帽子决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的中心还是尽量做到不唯帽子。但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完全不追求帽子，比如说如果数学中心一个千人都没有，也会受到非议，可能就会有人质疑我们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很有自信能够评判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好坏，我尽量不让我们的年轻学者太在乎“帽子”，但是要是完全免俗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能争取还是要争取的，毕竟也是别人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但是我们能保证不会因为某个人没拿到某个“帽子”就看低他。目前“唯帽子”论的根源是我们判断人才水平高低的能力还不够。在美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看这些，但是并没有这么严重，这种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会起一定的作用的。判断一个人才的水平高低，只看这个人有没有得过什么奖，或者有没有什么帽子，这个是有可能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要去拿帽子，不打招呼有时候就不行，这种导向对于年轻人是非常不好的。本来年轻学者是安安静静做学问的，如果一个明明不如他们做的好的人，拿到了“帽子”或是有一个什么奖，待遇却比他们好得多，那么他们心里也是会有不平衡的。面对这种不平衡，有的年轻人可以稳住，但是很多时候有一些人在社会压力以及家庭压力的重压下顶不住的时候也会分散精力，就会影响整个的科研环境甚至社会风气。所以说，无论是评审机制还是奖项设立，做好了肯定有正面影响，做不好负面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国家在这些方面还是需要慎重考虑的。在这方面，我觉得应该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性，我在政协开会的时候也几次提出，一些国家级人才计划的评审可以给学校更多的自主权，尤其是那些在人才评审、引进等方面已做得很好的学校。因为引进人才之后的待遇也是学校提供的，在学校的小范围内可以更好地开展小同行评审，评审可能更准确也更好公正，国家只需要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就可以了。
吸引一流的人才仍然是挑战
《知识分子》：去年许晨阳在去美国之前接受《知识分子》专访的时候提出了中国科学界的一些问题，一是学风比较浮躁；二是学术造假得不到惩处；三是对年轻人支持不够。你觉得他在文章里提出的这些问题在学界是否普遍？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田刚：许晨阳在国内这么久了，对于国内学术界的观察还是有道理的，他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在目前都是有的，比如说造假这个问题。现在的一个现象就是，某一个人比较资深，他可能忙得不得了，要干许多事情，但是他下面的团队都是年轻人在做事情，然后做出来文章的话他都要去挂个名，这种现象算是给年轻人足够的发展机会呢？还是算是造假呢？因为这些工作都不是他做的。虽然可能经费或是资源都是他争取的，但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争取学术上的成果，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不诚实的。如果在这项成果中确实有贡献，那么挂名也无可厚非，如果没有贡献，还是尽量不要挂名。其实也有不少年轻人找我在他们的文章上挂名，这样发表就会容易一些，我都是不会挂名的，除非我真正有贡献，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但是在国内就有很多比较年长的或是资深的科学家挂名的文章，其实和他们的关系不是很大。在文章上挂名就需要对这篇文章负责任，一旦出了问题之后他们就会说这不是我做的。没爆出来问题的话，都会算作自己的成果，因为报奖的时候都会把这些报上去。以前我常讲的一个例子就是，佩雷尔曼在解决庞加莱猜想的时候很多细节是没有的，我在填补这些细节的过程中确实是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并不是我最好也不是最引以为傲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的原始想法并不是我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强调原始想法的贡献。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注重年轻人的发展，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年轻学者如果想要做得好的话，肯定还是想有自己独立的见识与发展的。我们现在的这种体系还是比较强调大团队的，当然大团队也是需要的，但是需要看具体的学科方向，比如说天文领域就比较需要大团队。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学科都是需要的。《知识分子》：当时许晨阳在去MIT前有和你谈到离开的原因吗？田刚：我觉得许晨阳走我完全可以理解，毕竟给他发offer的是MIT，他之后还收到普林斯顿的offer。不过比较出人意料的就是当时MIT一下子给了三位年轻的华人数学家正教授席位，当然待遇也都非常好。我们也和许晨阳说，我们这边给你的待遇可能没法和MIT一样，但我们北大给了相当好的counter-offer。对于许晨阳，甚至每一个人来说，他想去特别好的地方去体验一下，这不代表他以后不会回来了。出去试一试、去体会一下是不错的，这样的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当然，我们也积极地做了相关工作，严格地说许晨阳现在还没有离开我们这里，我们允许他on leave一段时间，但是这个也是有期限的。我和他说：“在不远的将来你回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以后我们中心的水平提高了，那时你再想回来，我们也不一定有位置给你了。”还有一个他们去外面的原因是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没有达到国外顶尖大学水平，毕竟我们现在还在发展中，有一些条件也不是那么成熟。我在普林斯顿和MIT的时候，我有很多优秀的外国学生，我回来以后虽然学生数量并不少，但是很拔尖的外国学生几乎是没有的，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改变，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无论是学术环境还是发展机遇我们都是有差距的，都需要时间来弥补。《知识分子》：除了华人数学家，中心有没有引进外籍的数学家？田刚：我们现在也在努力，但是引进外国的数学家还是比较难的，虽然我们已经有一些外籍数学家，但还是不够的，尤其是顶尖的。相比于国外，我们现在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资深数学家来讲，我们的待遇也没好到可以让他放弃之前工作生活的环境来这边的程度，在文化上他们许多人也和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可能会产生阻碍。所以让他们来中国工作还是很难的，除非他们已经在那边退休了或是有其他缘由。我觉得机会还是会有的，我们会不断努力。另一个方面，我们希望能引进一批好的博士后。目前我们数学中心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想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进最顶尖的非华裔的博后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文化差异甚至是距离都会成为障碍，现在数学的中心还是在美国和欧洲。中国数学家离菲尔兹奖还有多远？
《知识分子》：北大数学“黄金一代”中的多位数学家在下一届菲尔兹奖颁发时就将超过四十岁，这届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你觉得中国数学家离菲尔兹奖还有多远？
田刚：我们现在有些年轻数学家确实做出了非常突出的工作成果，至少是有可能得奖的，但是否下一次就能拿到，这很难说，毕竟还有三四年时间。就像是许晨阳、张伟、恽之玮，还有朱歆文都做出了相当好的工作。我也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也是积极努力朝这个方向走，获奖就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获奖与否也取决于很多因素，评审委员会也是来自各个国家，候选人也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使得工作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现在有些年轻学者到更好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考虑这个因素，因为这样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国际认可。当然，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过在意这个事情，当一个人强到一定程度，便花香自有蝴蝶来了，就像佩雷尔曼那样毫无争议。《知识分子》：你同时也是阿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你觉得该如何提升中国在国际科学组织中以及国际奖项评选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田刚：我觉得这种话语权和影响力不需要刻意地去追求，关键是我们要有更多的杰出的数学家，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需要有一些能够真正参与到委员会之中的人，与其他国家的数学家能够沟通。如果我们的国际人才储备到一定程度，我们的学术水准也达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知识分子》：日本数学家在数学领域上也取得过不少突破，同时也有三位日本数学家获得过菲尔兹奖，你觉得日本数学界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的关键是什么？田刚：我觉得日本现在也遇到了一定的危机，就是年轻人做数学的不如以前多了，至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从平均意义上讲，中国的这批年轻人是不弱于日本的同龄人的。日本确实有一批数学家能够安心地坐下来去做研究，比如说获得菲尔兹奖的小平邦彦，他三十多岁才接触了国外的一些理论，之后开始去做并做出来很好的结果。另一位获得菲尔兹奖的日本数学家广中平祐也是在日本做出的成果，但是他已经有了小平邦彦所打下的基础。以他们为代表的日本数学家构建起了日本的代数几何学派，之后他们所获得的奖也都是和代数几何相关的。例如请来的退休之后的日本著名数学家 Yujiro Kawamata，这些人都是日本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代数几何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西方学了一些东西，回到日本之后仍然可以安安心心地去做。当然他们与外界也有一定的交流，比如像森重文这些人也到外面去交流，但是关键还是他们这些人可以静下心来做研究，也不管外界的评价，坚持去做并做出自己的特色。日本在菲尔兹奖上的表现是一方面，其实在很多领域日本人都做出了开创性工作，比如说概率统计领域的伊藤算法。从待遇上讲，日本也不是一定比我们这里好，但是日本人可以安心专心地去做学问，他们也有自己的自信。而且日本人接受外来文化的程度更高，消化得也更好，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还是比较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根基深是有好处的，但是也可能带来一些包袱。数学有自身的规律
《知识分子》：邵峰老师在之前“科学的担当”专栏发文称“从小学到大学，我们用的自然科学教材，讲授的几乎全是西方的研究成果。”“科学探索是人类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人口大国，有义务而且也需要为人类文明出一份力。”你觉得从古到今的中国数学家对于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田刚：比如说我们在圆周率计算，勾股定理、二项式还有数论中都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我觉得中国数学对于世界的影响比较亏的一点就是，尽管我们确实已经有了很多数学的贡献，也有很多好的数学结果，或是说在数学的应用方面还是相当突出的，但是我们缺乏一个系统，没有严格的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的数学在很多情况下是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在里面的，强调要有应用。西方的数学是从古希腊开始发展的，它是追求真理、追求美，在当时都是没有直接的功利作用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一开篇就定义两个三角形在什么情况下相等，我在中学自己看的时候就觉得这是在多此一举，可是他一定要定义两个东西怎么才是相等，但是这其实是一种严格的逻辑推理，当然它还有系统性，所以最后的发展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中国的科学至少是数学还是缺乏系统性的。中国其实也有很多数学的贡献，有很多数学书，也有很多结果是相当漂亮的，但是缺乏对于数学的系统性研究，或者说不会研究一些抽象的、没有什么实际应用的数学。长期以来，在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我们对于数学其实是不重视的，数学属于雕虫小技，真正要做的还是八股文这些，这对于中国科学发展进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知识分子》：如今我们看到了国家层面很重视数学，然后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在重视数学，一方面这是国家的需求，另一方面发展高科技产业需要数学支撑，你觉得从数学界或者做数学研究的角度，应该怎么去促进数学的发展？田刚：这对于数学界来说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也给了我们压力。一方面我觉得数学是有自身的规律，有自己的系统，数学在很多时候并不会对应到某一个实际的问题，而一部分数学家主要研究的就是很纯粹的数学。我觉得还是要继续鼓励这些数学家研究下去，他们在做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到后续的影响，但是后来可能会发现和其他一些学科和问题的联系，发现重大的应用。所以国家和企业还是应该根据数学系统本身的发展规律来鼓励这些人去做数学研究。我们数学研究者队伍中有一部分是做应用数学的，他们和实际问题联系更紧，和其他学科有深度交叉，他们是我们数学研究者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在库朗研究所任职的时候就存在一个问题，究竟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应用数学？我觉得做应用数学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要是像做纯数学的人一样天天证明定理是不行的。应用数学是要把数学应用到别的学科，而不是数学前面加个应用就是应用数学了，要把数学真正用好，用的也许并不是最深奥的也不是最前沿的数学知识，但是要让它们真正发挥作用，解决实际的问题，真正能做好并不比做纯数学容易，因为要跨行，侧重点是不同的。我们数学中心也有一些应用数学家，他们与其他学科以及企业都有合作，比如说帮开发一些软件或是设计一些应用程序，我觉得这些都挺好，能够帮国家和企业解决一些实际中的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