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定谔 图片来源：wikipedia

撰文 | 厚宇德（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教授）

责编 | 程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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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的薛定谔是维也纳剧院的常客，有时他一周光顾两次；欣赏之余，他还撰写《戏剧随笔》。戏剧是薛定谔少有的终生爱好之一，对于他情感特征的形成，至少有一定的影响。传记作者沃尔特·穆尔在描绘薛定谔情感路线图时，将薛定谔读大学前的情感生活彻底清零，断定他的第一次罗曼史发生在21岁读大学期间。薛定谔这次恋爱热烈而短暂，除了女孩的名字是爱拉外，再没留下什么。沃尔特·穆尔对薛定谔早年情感经历的爬梳比较细致，但有些断语，还是有失草率之嫌且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如说薛定谔与爱拉的交往是薛定谔第一次浪漫史，可是书中也说，1915年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薛定谔，曾用多篇日记动情地记录再现中学时恋爱情景的梦境，而女主角是勒特。由此看来薛定谔读大学之前的情感绝非白纸一张。([1]页60-62)

薛定谔情感经历的活跃期似乎开始于他结束学生生涯之后。他成为了维也纳大学无薪讲师，与父母亲朋友的女儿、比他小8岁的弗利切·克劳斯相爱并私定终身。但女孩父母认为：“让一个正在研究神秘数学的穷无神论者做女婿简直无法想象。”([1]页44)二人最后被迫解除非正式婚约。但弗利切真爱薛定谔，在薛定谔70岁生日时她曾送长诗一首，诗中有云：“当公鸡高鸣晨曲，恍惚间，我仿佛觉得我们的童年刚刚离去。年少的嬉戏快乐，真真宛如昨夕。”([1]页46)沃尔特·穆尔断定：“在与弗利切解除婚约后的许多年中，艾尔文没有再爱上跟自己社会地位相仿或高于自己的女子。” ([1]页44)纵观其后薛定谔的情感生活，确乎他再未与身份高贵的女性发生感情纠葛，而总是对那些他有机会接近、并在身份上可以俯视的女性倾注他的热情。

在弗利切之后薛定谔与一位名为伊兰尼·德雷克斯的女孩坠入爱河，但又是一场无果而终的浪漫。薛定谔工作之始，在弗里茨·克尔劳施领导之下。薛定谔认识了克尔劳施家的小保姆安妮·波特尔，这是位1896年出生的农村女孩。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薛定谔已经追求或交往过多位女孩，仍处于藕断丝连状态的也大有人在。但只有这位农村出身的安妮·波特尔来军队看望过薛定谔。之后二人成为恋人，于1919年订婚并最终迈入婚姻殿堂。

这对年轻夫妻性格不合、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他们在很多方面很不匹配，安妮几乎没受过正规的教育，对知识也没什么兴趣。她钢琴弹得不错，并有一副好歌喉，但艾尔文对此却毫不动心，而且他从不许她有一架钢琴。安妮体贴周到，善良开朗，是个有点像男孩儿似的顽皮姑娘。当她再大一些，长相明显地男性化了。……安妮最明显的特点是对艾尔文本人、他的相貌、性格、才华都崇拜得五体投地。” ([1]页89)婚后妻子不能生育并对其他男人明显有兴趣的事实，让薛定谔耿耿于怀：“在一起四年了，他们没有孩子，性爱空前的不和谐。在苏黎世他们这个特别的圈子里，性解放很是盛行……婚外情不仅可被宽恕，而且人人向往，甚至会使别人因为嫉妒而心生渴望。安妮觉得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1885-1955.此人即在20世纪数学与理论物理界都大名鼎鼎，深刻揭示过对称内涵的大数学家外尔，本文作者注）是她愿意全身心投入的情人……艾尔文和安妮曾考虑过离婚的可能性，但安妮不同意。出了卧室，他们还是一对和谐的夫妻；她实在是个出色的主妇和可靠的妻子。这样，虽然双方各自都自由寻找性伙伴，但仍继续维系着这个婚姻。” ([1]页119)显然，妻子的不舍心理以及薛定谔在持家上对安妮的习惯性依赖，成为他们婚姻得以延续的决定性因素。

转眼到了1925年夏季，安妮把富人容格（据传安妮母亲是容格家私生女）家族的一对14岁孪生姊妹（伊蒂、维蒂）介绍给薛定谔，请他为她们辅导数学。不久薛定谔开始写情书与诗歌追求伊蒂，伊蒂17岁时成为薛定谔的情人。

1925年年末薛定谔不知不觉踏入事业巅峰期，这一巨变仍缺不了女神的眷顾。薛定谔写信邀请在维也纳的一位女友到阿洛萨过圣诞节。现在已经无法确定这位神秘女友姓何名谁，但可以肯定这位伴侣极大地激活了薛定谔的创造力：“艾尔文才智激增，极具戏剧性。他进入了长达12个月之久的活跃创造期，这在科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1]页131)在此期间他建立了他的旷世科学杰作——波动力学。

1927年声名鹊起的薛定谔到柏林大学做教授。那一时期，“柏林是欧洲最放荡的城市。” ([1]页167)这样的氛围一定有助于薛定谔的荷尔蒙分泌，不善于交际的他依然离不开情人。这时他主要的情人仍是少女伊蒂，但伊蒂不足以填满薛定谔情感世界的空虚：“他的风流韵事总是不乏浪漫情怀……那时他浪漫故事的女主人公是伊蒂……薛定谔还有其他几乎不为人知的恋爱故事。”([1]页168)

1929年底薛定谔认识了同事阿瑟·马奇新婚的妻子希尔德。希尔德身材苗条颀长，出身于普通家庭，接受的是非正规教育。薛定谔旋即向她展开爱情攻势，但并未立即如愿以偿。薛定谔对此毫不灰心，他在日记里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在同我睡过之后，会不想同我共度余生。”([1]页185)这一念头萌生的信心使他果然得以令希尔德就范。最终二人骑车旅行并致使希尔德怀孕。1931年安妮的老朋友汉西·拜尔来柏林，与薛定谔一家去滑雪游玩。薛定谔与汉西·拜尔擦出迅速擦出爱火。因此，这一时期，薛定谔同时拥有伊蒂、希尔德和拜尔等多位情人。

与少女伊蒂交往之初，薛定谔有过娶她的想法。一段时间里虽然他对伊蒂保持着一往情深的感觉，但逐渐意识到伊蒂不适合做妻子，但这不影响二人继续交往。1932年夏天安妮不在家，薛定谔迎来伊蒂，二人一起散步、游泳、划船，直至伊蒂怀孕。虽然不想与安妮离婚，但薛定谔竭力劝说伊蒂将孩子生下。薛定谔做此设想仅仅是因为，他非常希望有自己的儿女，事实上此时在他心里分量更重的是希尔德，对伊蒂的爱已经大大褪色。伊蒂失望之余而堕胎，手术导致她再嫁后终身不育。但伊蒂对薛定谔还是旧情难忘。1934年伊蒂与薛定谔在伦敦曾短暂再次聚首。

1934年5月希尔德在牛津为薛定谔生下了女儿，取名鲁思·乔治亚·埃里克。薛定谔的情感世界达到了他期待的状态：安妮为妻、希尔德做妾，组成妻妾并存之家。这时虽然希尔德仍是同事的妻子，但是薛定谔却视其为自己的家人。薛定谔在日记中写到安妮对待薛定谔这个私生女的态度也耐人寻味：她“爱这个孩子胜若己出”。([1]页219)后来当这个孩子被带走离开时，安妮悲痛万分，竟然企图自杀。

薛定谔与安妮、伊蒂以及希尔德的关系已经足够复杂，但这还不是这一时期薛定谔情感网络的全部。他还曾同有夫之妇画家、摄影家汉西·博姆坠入爱河，两人1935年曾结伴度假。1940年薛定谔和安妮应邀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迷上了朋友姐姐的12岁女儿巴巴拉。经朋友严肃警告，薛定谔停止了对巴巴拉的追求，但是仍把她列为生命中的单恋对象之一。1944年前后薛定谔同一位叫做希拉的女性热烈相爱又分手。之后薛定谔通过情人希尔德认识了26岁的凯特，并展开对她的追求，很快二人即结伴前往海滨城市维克洛旅行。正在此时薛定谔得知希拉与他爱情的结晶即将诞生，她也为薛定谔生育一女。希拉后来与丈夫戴维离婚，但她与薛定谔的女儿竟然由戴维抚养。1946年6月凯特又为薛定谔生育一女，取名琳达·玛丽。这个女孩被带到薛定谔家，由安妮和仆人照看。这之后薛定谔与1931年结识的汉西·拜尔再续旧情，二人到伦敦相聚。拜尔介绍自己的朋友绘画陶艺师路西·莱与薛定谔认识，薛定谔与路西·莱随即双双坠入爱河。

这便是《薛定谔传》中展示的薛定谔令人眼花缭乱情感生活的基本面貌。有理由断定薛定谔的日记以及书信等资料中的记载，并非其情感生活的全部。他承认：“就这些事而言，没有男人是完全真诚和可靠的，而且他也不应该这样。”([1]引言，页Ⅶ) 因此，薛定谔的情感世界，不会比沃尔特·穆尔的描写简单，而很可能更加复杂。

薛定谔的情感世界可谓花样翻新，令人讶异。但如果留意一下会发现，即使局限于科学界，薛定谔的情感生活也并非一枝独秀的另类，更未必是登峰造极者。

希尔伯特是20世纪数学家的魁首，也是马克斯·玻恩在哥廷根大学最敬重的老师。希尔伯特50岁生日时，玻恩等众弟子为这位大师合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他从未吻过玛尔薇娜，她的丈夫胡塞尔看着呢。”[2]这里的胡塞尔就是那位创立现象学的著名的哲学家。这一诗句的言外之意是，如果不是胡塞尔在看着，希尔伯特就会亲吻他的妻子玛尔薇娜。学生以此调侃他们敬爱的老师的一个习惯：“希尔伯特对女人有一个大弱点，他老是按照一种奇特的方式同新欢调情，无论是对女学生或同事的妻子，或者女演员，都是这样。”[2]

玻恩描写希尔伯特轶事的言辞使我们相信，看似相对极端而混乱的薛定谔情感生活，在他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并非绝无仅有的异类之举。爱因斯坦为《爱因斯坦传》作序时说过这样的话：“被作者所忽视的，也许是我性格中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可笑的、近于疯狂的那些方面。这些东西似乎是那个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的大自然为了它自己的取乐而埋藏在人的性格里面的。”[3]爱因斯坦没有详细解释，被传记作者忽视的他“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可笑的、近于疯狂的”那些方面，究竟具体所指为何。想来是内容丰富的，其中如果包含爱因斯坦在情爱方面离经叛道之事，并不让人意外。因为有足够多爱因斯坦的爱情故事为世人津津乐道。

薛定谔的情爱故事揭开了人生课题的一块遮羞布。简单粗暴地斥责薛定谔道德败坏、缺乏责任感等等意义不大；搞清这类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比较有意义的。生理意义上的爱情保鲜期十分短暂。有科学依据表明，处于热恋中的大脑会分泌的爱情物质多巴胺，数量不少但在最多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会被挥霍一空。但是另一方面，人不像有些动物，有特定的发情期，人类的性渴望几乎与生俱存。这一矛盾是包括薛定谔等在内的名人们，一幕又一幕上演情感悲喜剧的根本原因。客观地讲，在漫长的一生中，要求每个人在情感世界必须一诺终生是不现实的。这也是现代社会婚姻自由观念包括依法可以离婚的根本原因。

恩格斯的一段话堪称现代人情感法典的第一准则：“在婚姻关系上，即使是最进步的法律，只要当事人在形式上证明是自愿，也就十分满足了。至于法律幕后的现实生活是怎样的，这种自愿是怎样造成的，关于这些，法律和法学家都可以置之不问。”[4]恩格斯这段话的核心内容是：在现代人的情感与婚姻事务中，爱情与自愿是高于一切的先决条件。薛定谔在情感生活中，有手腕、有心机、有私心而几乎无视世俗道德观念，但他仍然走的是情感攻势，并未违背自愿原则。如果认为薛定谔的情感生活是失败的，那么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俗与文化熏陶对他的影响，不可低估。他不是生活在奉“存天理灭人欲”为道德规范的国度，他也不是生活在渺视世间幸福的中世纪，在薛定谔所处的时代，他所隶属的“这个特别的圈子里，性解放很是盛行……婚外情不仅可被宽恕，而且人人向往，甚至会使别人因为嫉妒而心生渴望。” ([1]页119)在一个道德标准混乱的时代，个体的堕落算不得新奇。因此薛定谔固然有错，一定意义上他也是时代文化的受害者。

薛定谔毫不避讳地描写他的一生，“不考虑与女人们的关系，……会造成巨大的空白……”([1]引言，页Ⅶ)薛定谔在情欲世界的我行我素，对于他的科学事业意味着什么？在沃尔特·穆尔看来，情感世界恣意妄为的随心而动是薛定谔科学创造的重要助推力：“薛定谔是个激情化的人，很有诗人的气质。正是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的旧量子论山穷水尽的绝望境地激发了他天才的灵感。看起来，精神上的压力，特别是由于热恋而产生的心理压力也有助于而不是妨碍他科学上的创造性。”([1]引言，页Ⅶ) 如果薛定谔的人生是一束绚烂而活跃的火花，那么这束火花燃烧的不仅是他的智慧、学识、才华，更有他的爱情。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精英在科学与艺术等领域取得成就，是在性本能不能如愿以偿的情况下，生命力一种折射释放的结果：“性本能一旦屈从于文化的第一需要，便无力得到完全的满足。这种能力便是文化的最大成就的源泉，而文化成就则是由于净化了性本能的组成部分以后才取得的两种本能——性本能和自我本能——的要求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使人取得更大的成就，虽然事实上他一直处于危险（比如，神经症）的威胁之中。”[5]弗洛伊德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有失偏颇。性欲不是人类欲望的全部，人还有求知欲和好奇心，作为社会人还有成为世人之翘楚的欲望等等。把这些欲望一律看做以性欲为决定性变量的函数，缺乏令人信服的力量。虽然如此，包括科学在内的文化创新活动与人的激情有关是有事实依据的。在文学界，一位诗人的一场爱情可以昙花一现，但是这场爱情孕育的一部诗集或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却有可能流芳百世。在笔者看来，创造力强劲、性欲旺盛都是生命力强大的标志。弗洛伊德的观点只揭示了性欲与创造力之间复杂关系中的一种情形。除了二者之间的这种此消彼长的可能外，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彼此促进、相辅相成关系。薛定谔创作高峰期有神秘情人相伴就是一个例证。第三种关系是：创造力枯竭造成的心理焦虑，唯一的发泄渠道即是过度的情欲泛滥，薛定谔科学高峰期之后的表现是对这一情形的极好诠释。

创造不是艺术家和科学家的专利，政界、军界、经济界……创造俯拾皆是、无处不在。另一方面，情感需求也不完全是基本需要有保障后的奢侈品，有人之处便有激情。“文革”期间干校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笔者听过干校里知识分子的真实爱情（包括婚外情）故事。笔者不希望读者基于本文得出科学家和文学家等都是色情狂的错误结论。用心调查，可以发现一个也许不为人喜欢但却无法否定的事实：在人类社会360行中，诸领域之翘楚，无论政治家、军事家、商人，还是医学家等等，大凡心理与生理正常的风云人物几乎都伴有风流韵事。这并非是无解的困惑，只因为他（她）们都是生命力极其旺盛而强大的人类。  

领略薛定谔的情感生活的过程，也是感悟、体验与思索的过程。在正常社会，个别人的行为在道德水平线附近的涨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挑战规则与底线的人既包括有反社会者，也不乏绝顶天才。往往庸凡之辈才能处处循规蹈矩，而只有敢于藐视既有戒律的超凡脱俗者才有可能成就伟业。世人歌颂伟业的创造者以及他们缔造的伟业，却又惯于对他们超凡脱俗、有违纲常的行为说三道四。这是既有社会规范与天才本性之间无法和解的冲突。社会稳定需要规范，社会进步需要天才，二者缺一不可。

笔者并非刻意替天才鸣不平并为其谋求特权，指出这一矛盾属于无法抹杀的客观存在，只为提醒世人以及足担天降大任的天才，彼此之间都该做些适当的自律，并尽己所能给对方一些理解。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某种合理的平衡态。作为薛定谔的同代人，玻恩生活拘谨，薛定谔的所作所为也令玻恩震惊，但这不妨碍他与薛定谔成为好友，他对薛定谔的宽容态度值得借鉴：“对我们中产阶级人士来说，他的个人生活看起来很奇怪，不过这都无伤大雅。他是个很可爱的性情中人，风趣而有主见，和蔼而又慷慨，并有着最完美能干的大脑。”([1]引言，Ⅸ.) 如果在大尺度时间背景下去审视，人类历史上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留给后人的往往并不是道德污点，而多是奇人逸事。如果没有了司马相如、没了唐伯虎等才子们，也没有了依附于他们身上的卿卿我我的爱情或风流故事，人人清一色全是朱熹、王阳明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卫道士，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会更加绚丽、可爱吗？

在对某种程度的“越格”的无法避免予以理解之后，还是需要有更多思考。做人要尽量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薛定谔作为物理学家，对于生命现象有深入思考，喜欢研读哲学，但是总体看来他还是一个高雅兴趣爱好的缺乏者。如果他对于音乐、绘画等等有浓厚的兴趣爱好，且不说这可能会进一步升华其精神境界，总能将其投入情欲方面的精力分流一部分出来。

科学家、学者要尽力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从个人天赋才智上看薛定谔与玻恩很相似，二人作为理论物理学家，都数学功底深厚，都比较精通哲学，都不是实验的门外汉。薛定谔的研究领域比较宽广，在量子力学以及生命科学方面都卓有建树。但是其物理学专业视野的宽展度，远不及玻恩。玻恩在量子力学、晶格动力学、光学、非线性电磁场、相对论、液体理论等诸多方面，都勤奋耕耘。凭借薛定谔的能力和精力，他本可以象玻恩那样进一步广种博收，但是事实上他却没有做到。如果他的科研视野再有所拓展，如同玻恩一样兢兢业业，也许他就能象玻恩一样享受简单而相对恬静的感情生活。

任何社会人总要对自己有所节制。如果薛定谔对于自己的情欲能有所节制，他的个人生活也许就会更加井然有序。在阅读薛定谔的传记时，笔者不止一次想起歌德。薛定谔是有着诗人气质的职业科学家，而歌德是酷爱研究自然科学的大诗人。二人都是情圣，但比较而言，歌德在某些方面某些时期，能做到有意识地严格律己。作为魏玛宫廷大剧院总监，他身边可谓佳丽无数，而且这些佳丽中不乏仰慕歌德及其权势、地位和名望者。但是对此歌德有原则：“我克制自己，对自己说，‘不能走得更远了！’我认识到自己的地诶和职责。我站在剧院里，不是作为一个私人，而是作为一个机构的首脑。对我来说，这个机构的兴旺比我个人霎时的快乐更为重要。如果我卷入任何恋爱纠纷，我就象一个罗盘的指针不能指向正确的方向，因为旁边有另外一种磁力在干扰。”[6]薛定谔在情感世界则表现得更加自我。他让同事的妻子在不离婚的前提下为自己做妾，这在20世纪20-30年代的西方世界也非家庭生活的常态，薛定谔对此不以为然：“传统的道德无需多虑，只要当事人接受这种状况就可以了。”([1]页203)如果薛定谔能够象歌德那样对个人本能的情欲有所节制，他的一生完全可以更加幸福、更加有成就。

当然，如果薛定谔果真做出一些努力和改变，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也许尚未诞生即已夭折。人生就是一种选择，绝对的中庸与止于至善，是难以把握的度。薛定谔是一位科学大家、思想家，甚至还是一位诗人。在有的人看来，他可以被斥为道德败坏的流氓、感情骗子、幼女侵害者；在他自己看来，他只是自己精神和情感欲求的忠实仆人。换一个角度，也不妨可以说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位探索者、实践者，甚至自我实现者。横岭侧峰、见仁见智。无论如何，曾存在这样一个人物，他给某些人制造了不小的情感创伤，但同时他又是人类科学领域不折不扣具有卓越贡献的大人物之一。

科学传播，不仅要传播科学知识，也要让大众更多了解科学家。介绍科学家不能只介绍他们阳光甚至圣徒的一面，而这是过去和现在多数常见的做法。事实上，不回避人性弱点地将科学家作为有血有肉的人去介绍，让人们了解实实在在的他们，才更符合科学的基本精神。面向未来，值得学习的经验与需要警戒的教训同等重要。

参考文献

[1]沃尔特·穆尔.薛定谔传[M].班立勤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17.

[2]玻恩.我的一生[M].陆浩、蒋效动、杨鸿宾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217.

[3]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1.

[4]恩格斯. 国家、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70.

[5]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M].孙恺祥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186.

[6]爱克曼辑录. 歌德谈话录[M]. 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