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十年浩劫不期而至，中关村“特楼”成为重灾区。一大批为共和国科学事业奠基的科学家惨遭批斗、折磨，备受屈辱，有的含冤离世。正在大西北参加导弹热核试验的郭永怀出差返京时不幸飞机失事，李佩被无辜诬陷为特务并受到大字报批判，尚未初中毕业的独生女儿郭芹则只身到黑龙江插队作知青……

当时代的潮水退去，那些在个人无法抹除的记忆里呈现的历史真实，是不能被忘却的。

李佩：98岁的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

那是一段幸福愉快的时光：李佩里里外外地忙碌，郭永怀仍日理万机且时常出差，女儿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上学……

1957年4月，在“西郊办副主任”李佩的努力推动下，一个为高级知识分子服务的茶点部在中关村福利楼开始营业。茶点部名震一时，出售奶油蛋糕、黄油起酥、苹果派和各种式冷热饮等，是当时海淀区唯一做西式糕点的地方，周边大学的教授们常来买蛋糕或面包等。

经过六十年的风霜岁月，中关村三幢小楼在蒙蒙雾霾中静静伫立，当年郭沫若和钱三强在小花园里种植的雪松如今参天挺拔; 由于缺乏相应的维护和保养，青砖灰瓦大理石雕花阳台和朱红色木格花窗的小楼，布满尘埃，灰暗斑驳陈旧；楼前凌乱地停放几辆旧自行车，墙面和楼道口张贴着许多小广告，几位老人坐在花台上闲聊……

如今，当年楼里的主人们大多已驾鹤西去；也许，李佩是至今仍然健在的为数不多的第一代主人。

李佩的家是南北对称的四室两厅。进门，右手南面是带阳台的客厅，左手北面是带阳台的厨房和餐厅，以及有抽水马桶和浴缸的卫生间；与客厅相连的走廊两边，是四间卧室，朝南的主卧室里有大大的木门壁橱，隔壁就是郭永怀的书房。

如今，对李佩来说，这套房子与50多年前的模样相差不多：客厅里的两个单人沙发和茶几是回国时父母补送给她的嫁妆，硬木花格架、长条形茶几和钢琴以及书房里的酒柜，是她和郭永怀一道买的。所不同的也许是，当年客厅的地面铺满了精制纯羊毛地毯，现在涂的是暗红色油漆，郭永怀的书房成了她的书房。

当年“特楼”里的孩子们已过花甲之年，离开了这里。最近，他们中一些人重返故里，寻找那时的吉光片羽。其中，昆虫学家、教育家蔡邦华的儿子蔡恒胜和无机化学家、物理化学家柳大纲的儿子柳怀祖合作，从2008开始，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寻访当年的长辈和儿时的玩伴；他们排除万难，组织小楼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们写回忆文章，编辑出版了怀念父辈的书《中关村回忆》。

1957年初，经济学家、思想家顾准调任中国科学院综考会副主任，他的家搬到了中关村13楼106室。在顾准儿子顾南九代表五兄妹执笔的《顾准一家在中关村13楼》中写道：

“我们就从（母亲汪壁所在单位）建筑工程部宿舍搬到了中关村。中关村宿舍比建工部宿舍面积大了不少，里面的设施也高级了许多。”

“我们刚从上海到北京时，感觉北京比较‘土’，但在中关村‘海归’科学家们面前，自己就成了‘土包子’。邻居们互相之间很客气，彬彬有礼，妇女们互相称‘太太’，每天傍晚，楼上某家就响起叮叮咚咚的钢琴声。清晨楼上地板嗡嗡响，大人说这是‘吸尘器’的声音，是从外国带回来的……这样的消费水平，比国内一般人超前了20年。”

郭永怀一家三口的居家生活。

因为父亲是地质研究所的党委书记，1959年，六年级的小学生边东子随家人从北京大学红楼附近的中老胡同，搬到了中关村13楼104室。刚到中关村的他，觉得什么都新奇：“除了房间多，最主要是有暖气，生活设施齐全……在我眼里，这里的灶也很先进，白瓷砖砌的，用的是煤块，灶上有一个水箱，做饭时热气上去就把水烧热了，可以洗澡，13、14、15楼都是这样的……三个楼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缸，这在当时是高档住宅的典范。”

那时的中关村，科学、文化和生活的气氛都很浓厚。在边东子家所在的单元里，三楼杨嘉墀的夫人徐斐是北京师范学院的钢琴教授，一楼汪德昭夫人李惠年是声乐教授，“钱学森住在14楼，较早住到这里的人还听过他夫人蒋英的歌声。”

边东子说，“在我们这个门洞里，除了我们家，家家都有钢琴，关键是会弹。”他发现，中关村留学归来科学家们没有什么特殊，“杨嘉墀、郭慕孙、陈家镛每天早出晚归，上下班和别人一样骑自行车。如果有不一样，就是自行车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很漂亮，有加快轴、速度表、里程表。”

夫人们也将美国自带菜肴的potluck聚会方式带回了中关村。边东子写道：“我们这个门洞的六家，可能是这三个楼里邻居来往最多的，关系最好……早先，这个门洞礼拜二或礼拜三，反正每年礼拜都有一个聚会，一般是自己做几个菜，这周是张家，下周是李家，这个时候大人聊天，孩子们就凑到一块玩。”

蔡恒胜在回忆中写道，儿时的玩伴KeiBir的爸爸是中科院化工研究所所长叶渚沛，妈妈是来自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叶文茜，他们全家1950年从美国归来时，带回了一辆儿童自行车，KeiBir经常在15楼和14楼前的马路上骑着玩，还很大方地借给别的小孩玩; 14楼的动物学家秉志回国时也带了两儿童自行车。钱学森刚回国时住14楼，他的7岁的儿子钱永钢和6岁的女儿钱永真也经常在马路上骑自行车玩。蔡恒胜去过钱家，“他家让人感觉很高雅和洋气，有时还能听到优美动听的琴声，那是他妈妈蒋英在弹奏。”

蒋英曾在欧洲留学10年，学习德国古典音乐和女高音歌唱，她与钱学森于1947年9月在上海结婚，12月，她来到钱学森工作所在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送给新婚妻子的是礼物是一台德国制造的黑色大三角钢琴。从美国到中国，这台钢琴伴随着蒋英一生。

西郊办公室向中科院领导打报告为中关村第一小学盖教学楼；组织研究所职工在中关村南区各宿舍楼间义务植树；参与了中关村文化娱乐俱乐部——‘四不要’礼堂（不要柱子，不要梁，不要钢筋，不要水泥使用新兴的建筑材料采用炼钢的一种空转体建成，全国4个试点工程之一。现经改造后更名中关村礼堂）的建设，1961年5月31日，梅兰芳率剧团到这个礼堂演出“穆桂英挂帅”，这是梅兰芳生命中最后一次的舞台演出。

任知恕1952年调入中国科学院院部工作，他在《相交多年岁月长 眼看红紫早晚开》的文章说，中关村“福利楼”承载着李佩的艰辛和努力，它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见证，见证了中关村的建设，见证了中国科学院的发展，也见证了李佩对“西郊办”的贡献。

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玉泉路成立，郭永怀担任科大化学物理系首届系主任，不久后，李佩也到大学教授英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化学物理系马兴孝教授，在1963年成为科大首批研究生，40年后他在中关村对我说：“我做了一个统计，在一个星期以内的课堂里，李佩没有穿过相同的衣服，她的服饰非常漂亮，可以想象她年轻时是多么美丽！”

力学所研究员王克仁1964年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生，他在文章《李佩先生引我走进英语殿堂》讲述了李佩在英语教学中的独到之处：她选用许国璋编的《英语》第3、4册，引导大家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邀请学生在到家里，给大家放唱片、有音乐戏剧更多是英文歌曲，“我们喜欢李先生的每一堂课……她每次优美地朗诵，常使我们十分神往。”

那是一段幸福愉快的时光：李佩里里外外地忙碌，郭永怀仍日理万机且时常出差，女儿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上学……“我们回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间的这段时间，是一个黄金时代，对从事科研的人来说，是真正能发挥做了一个才智的时候，我们这些家庭多是从国外回来，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小孩也差不多，成天生活在一个楼里，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友谊。”

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1955年搬到中关村15号楼213号,他的女儿陈雅丹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说:

“我是科学院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常想起那些清贫快乐的日子…..我怀念50年前在中关村的时光，怀念那里静静的朝霞和夜晚三座楼里久久不灭的橙色灯光，它们淡定醇厚，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芒。”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血雨腥风，焚书坑儒，中关村“特楼”成为重灾区。

“文革”开始时，边东子已经上高中了，“当时印象最深是邓叔群家被抄家，抄了很多东西，就在门口烧，因为邓叔群是邓拓的哥哥，那时邓拓被打成‘三家村’黑干将，就株连到了邓叔群。可以说，从邓叔群家被抄之日起，中关村的劫难、‘特楼’的劫难就开始 了。”

邓叔群是微生物学家，1923年在清华学堂毕业，1928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森林学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在森林生态、造林、森林病理学等领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首先提出生态平衡理论；1939年出版用英文撰写的我国最早一部真菌学专著《中国高等真菌》，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特级研究员、副所长， 1955年选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邓叔群的生命终止在68岁。他的五位子女在文章《一个大写的人》中记录了父亲的临终情形：“1970年5月1日，在被称为‘特楼’的中关村14号楼102号的一个房间内，只有几件经数十次哲学家劫余后的破旧破旧家具，邓煌、邓刚和母亲围坐在一起静静聆听一位卧床老者虚弱的声音。在‘医疗卫生为政治服务’的政策下，经历了四年炼狱般的身心摧残，老者已奄奄一息，也许意识到生命将尽 ，他强忍着撕心裂肺的内外伤痛，断断续续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留给家人最后的遗言：“我要把《蘑菇谱》重写出来，要实现微生物炼油、探矿、荒山造林，我要……”

“文革”中，“特楼”被认为是特权，学者们被说成是“土豪”。于是，三幢特楼中几乎每家都挤进了好几家人，这叫“打土豪 分田地”，“特楼”沦落为“大杂院”。数学家王元院士在其著作《华罗庚》书中对熊庆来一家有一段描述：

“在华罗庚安排下，应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邀请，客居法国8年的熊庆来于1957年6月8日乘飞机回到北京，入住中关村最好的宿舍13楼101室：这个单元有一间客厅、三间卧室、一间餐厅，外加厨房和卫生间……1966年，风云突变，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突然来临，熊庆来被批判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刽子手’……有4家新结婚的户被分配到熊庆来家，于是客厅餐厅三个卧室，每家住一间，王元家也是这四家之一，那是他已是副研究员也受到批判，但总算‘仁慈’，给了他一间十平方米的餐厅，他家在这个餐厅里一共住了5年之久。”

“1969年2月3日夜晚，随着一声喊叫，熊庆来断气了。据家属说，他白天还在写’检查’，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华罗庚得知恶耗，不顾当时自己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赶来熊庆来家……”

赵九章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10月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卫星设计院院长。

蔡恒胜在“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的文章中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赵九章的女儿赵燕曾和赵理曾在缅怀父亲母亲的文章中说：“他的遗体，不知是在哪里火化；在萧瑟的寒风中，他的灰烬不知飘向何方，荡然无存。”

“爸爸离去，栋梁折，大厦倾，妈妈的世界，破碎了，我们那个温暖的家，破碎了……经过漫长的十年，受尽煎熬的妈妈……被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

1999年9月18日，赵九章被国家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马北北是“特楼”第三代。1960年，母亲将5岁的她送到中关村15楼的外公外婆家。她的外公陈宗器是我国地球物理学、地磁学奠基人。在外婆家不久，外公就病故了，她跟着外婆住了十年，直到1969年秋天，外婆随舅舅到陕西省长安县。

“文革”中，马北北目睹红卫兵在13楼一层汪德昭家抄家：“他们在汪爷爷家里乒乒乓乓地砸东西，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书和黑色玻璃似的碎片满地都是，那黑色碎片是唱片。

“与其抄家还不如把书卖了。一天，收废品的来了，各家各户都去卖废品。排队时，我看见钱三强爷爷也搬下来一些旧书，这时，正好有几个北大物理系学生路过，他们对钱爷爷家的外文专业书籍十分有兴趣，便站着看起来，并轻声问钱爷爷能不能把这几本书送给他们？只见钱爷爷默默地翻开书，把写有自己名字的一页撕掉了，然后把书一一给了这些北大的学生。”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饮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我的父亲叶渚沛》中说：

“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女子女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埋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吧！’”

“大约对父亲而言，最遗憾的是自他1950年从国外归国后，16年的工作时间，实在太短暂了，因为他年轻时代开始，便把中国特殊的冶金与农业需求定为他的科研中心，他在国外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这研究方针，终于有机会回到祖国，而‘文革’又最终剥夺了他实现理想的最后机会。”

悲剧同样降临在李佩身上。

郭永怀一家1953年在美国。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向首都机场降落时失事起火…….当人们将郭永怀与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警卫员牟方东分开时，发现郭永怀携带的绝密数据公文包夹在他们的胸前，毫无损坏！

12月4日，李佩在单位接到出差两个多月的丈夫的电话，告知他第二天回北京。12月5日，她在家里一等再待，却没有等到回家的人，傍晚家里突然来了来了20多个人，她一下就知道出事了！

郭芹还在农村插队。顾淑林是当晚力学所安排到李佩家陪伴的两人之一，她1965年9月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力学所做郭永怀副所长的助手，虽然当年也住在13楼，但她从未见过李佩，她在《我老师和师母》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我们来到郭所长家里，这也是我和郭夫人第一次见面，没想到竟是在这种情况下见面。郭夫人李佩先生娇小秀美，从神情看出她已经完全知道了发生的事情。她极其镇静，大家见到后几乎没说一句话，屋子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晚上我们留在他们家里过夜，我和李先生睡在同一间房间。整整一夜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我一边默默地想这个打击太突然，李先生可怎么挨过这一夜，一边准备着如果需要我为她做什么我可不能反应迟缓，一定要保证她绝对平安。就这样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一直到早上。那一个晚上李先生完全醒着。她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极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李佩先生。”

1968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向海内外报道了郭永怀遇难的消息，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他烈士称号，追悼会同日在八宝山举行。张可文曾在力学所担任钱学森的第一任秘书，她在《我心目中的李佩先生》一文中回忆追悼会的情形：

那时李先生还在受严重的政治审查，我特意到第一休息室去找她，发现她正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我知道在场就有好几位是她的亲人和知音，他们也正在活活地受着煎熬，他们多想坐到她身旁来分担她的痛苦和迷茫,但是不能……

边东子在《记忆拼成的画卷》中写道：“那些时候，常听到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是英勇的共产党。’”

这一年，郭永怀59岁，两人结婚20周年。

问君能有几多愁？当郭永怀频繁在往来于北京和西北基地、为祖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时，他是怎么忍受着妻子被无辜诬陷为特务并受到大字报批判的痛苦、忍受着尚未初中毕业的独生女儿到黑龙江插队作知青的残酷现实、忍受着同窗好友的悲惨遭遇！我们再也无法获知他当时的真实想法！

办完郭永怀后事，李佩仍然在单位接受审查劳动，郭芹自愿回到插队的地方。1970年，郭芹生病回北京家中休养，李佩则于1970年初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迁到了安徽省合肥市，留下郭芹一人在北京。

李佩在合肥呆了6年的时间。从1970年到1973年底，她在科大接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来往信件也要被检查，不能工作，只是没有人贴她的大字报。1973年后，过年时被允许回家，没有硬坐票，她曾坐在车厢的地板上回北京。197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外派留学生，来自各研究所的外派人员集中到科大培训英文，李佩被抽调教英语。1975年，中国科学院时任秘书长郁文到合肥出差，偶然遇见李佩，十分惊讶她怎么还在合肥，而且还在接受审查。1976年暑假，李佩奉调回北京，她专门买了一张软卧车票。

2003年初，我在李佩家采访时，她说：科大是一个令她人伤心的地方，在以后的日子里，除了一次路过合肥看望朋友外，她再也没有回过科大。

2003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到李佩家，临走时她让我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帮她放入一个箱子中，我问：“这是什么？怎么这样沉？”她笑着说：“你就不要问了。”几天之后，我在《光明日报》上看见图片新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日前举行郭永怀先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暨首届郭永怀奖学金颁发仪式!。图片是科大校党委书记郭传杰、校长朱清时和李佩在捐赠仪式上。恍然大悟：原来经过我手的那个包裹里装的是郭永怀先生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

四年后，2003年9月18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45周年之际，李佩亲自将郭永怀的奖章捐赠给科大！

往事如烟似梦。看着那张新闻图片，我不禁想：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李佩在28年后跨越心灵障碍、决定重回科大并捐赠郭先生的奖章？

本文系《知识分子》专栏作者王丹红长篇报道《李佩：98岁的郭永怀夫人和她的国》之二。回复数字“20”提取系列文章。

下期文章继续讲述渡尽劫波的李佩，用生命的力量，孜孜不倦地践行自己和丈夫的为国家育人的理想。

本文部分老照片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李伟格提供，特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