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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刘少山（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计算机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硕士）

责编 | 叶水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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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已经步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末期。上世纪70年代，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依旧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尝试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有效需求来快速实现经济复苏。

但结果是，这样的政策不仅没有解决经济停滞问题，过量增发的货币反而又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滞胀使得风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陷入失灵的尴尬境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里根赢得了1980年美国总统大选，随着里根上台执政，美英新自由主义得以从理论走向实践，并发展为一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美国在经济上拖垮了苏联，赢得了冷战，从而享受了近三十年的世界霸权。

而我国由于顺势而为，实行了改革开放以及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也因此收获了全球化的红利，在经济发展上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西方，特别是美国政界的共识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并尝试用各种手段限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绝对霸权。

虽然目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但是作为科研人员，我们却又处在了最好的时代。

要理解为何我国必须抓紧目前的机遇全力发展核心科技，我们先了解一下美国是如何成为世界霸权的，又是为何要用科技压制我国以维持其世界霸权地位。

美国霸权之路是先从资本霸权开始的。二战期间，美国通过售卖武器，换取了大量黄金，完成了美国第一桶金的积累。到二战结束时，美国拥有全球四分之三黄金储备。但是二战的结束也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两大问题：第一，大量军人从战场回国，带来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第二，在二战期间爆发的为军工服务的生产力在战后无法被消耗，必然造成产能过剩。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快速被解决，将会为美国国内带来经济危机。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出台了“马歇尔计划”，通过经济援助帮助欧洲战后重建从而培育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以消化美国过剩的产能。同时，在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联同西方主要国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全球性的金汇兑本位制，实质上建立了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自此，美国确立了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地位。

美国曾与前苏联在航空航天领域展开激烈的角逐

但是在科技，特别是军事科技上，二战后苏联与美国不相伯仲，甚至苏联在许多关键领域还领先美国。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将人造卫星发射到低地球轨道上，这个事件振动了整个美国！美国深深的畏惧苏联很可能在美国国家安全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超越了美国。虽然，美国在经济上领先了，但是科技上仍然有遭受到降维打击的可能。

受到了苏联人造卫星的刺激，美国开始谋划科技创新体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7年11月21日成立了总统科学咨询委员会，并且建立了美国太空总署以及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等科研组织与苏联展开全面的空间竞赛以及军事科技竞赛，从经济与科技两个方向夹击苏联。通过经济上的巨大优势以及军备竞赛的战略，美国在经济上成功的拖垮了苏联，赢得了冷战，从而享受了三十年的世界霸权。

从美国的霸权之路我们可见，美国通过经济与科技手段，维系其政治霸权。当今时代，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势头已经不可遏制，美国在国家战略层面很可能是希望通过在科技上的优势继续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这也是美国尝试对我国进行科技封锁的真正原因。

在目前的世界政治背景下，国家为科技创新创业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在政策以及资源上都在向科技倾斜。而作为科技从业者，我们需要把握好这个关键的时间窗口。

在人类历史上，科技多次发挥了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作用。比如，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从而逐步确立起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形成了当时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世界格局。而美国在过去近百年在国际保持领先地位跟其成熟有效的科技孵化、发展，以及商业化机制分不开。

新中国建立以来，笔者认为我国经历了两个科技周期。第一个周期是刚建国时，以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为代表的科学家们为祖国研发的“两弹一星”技术，使中国在经历了近百年的“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后重新站立在了世界的舞台，也为建国后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军事科技保障。这个周期内的科技发展主要还是服务于军工，而且主要在体制内进行研发，并未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

第二个周期是本世纪初的互联网科技发展，一些当时的初创型民营企业通过复制一些国外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在中国取得很大的商业成功，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的经济发展。但是这个周期做出来的互联网技术以应用型科技为主，而且许多的商业成功是依赖国内外的信息差，而不是依靠科技的核心竞争力取得的。

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尽管中国同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但中国正迎头赶上，而且未来大有赶超之势，图片来自packtpub.com

如前文所分析，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已经走到了第三个周期，在这个周期我国必须从科技“跟跑者”变为科技“领跑者”。要完成这个超越，我们必须尽全力去攻克科技的“硬骨头”，而不是去做简单的商业模式复制或者粗浅的应用型技术。

在科技创新的形式上，这个时期的科技发展如果完全由国家体制来承担，就很可能在科技转化以及商业化上遇到挑战；而如果完全由民营企业来承担，就很容易又变为完全追求利润赚快钱的技术。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一新型体制下，国家政策给予引导作用，而高科技企业成为科技突破性创新的主要载体，而市场机制则成为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以及经济活动的主导动力。

美国过去几十年在国际保持科技领先地位，其实也是通过一套与“新型举国体制”相似的科技孵化机制实现的，这个机制实现了从革命性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三步走。

第一步，美国的科技创新的顶层架构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这样的机构，主要是通过政府，特别是根据军工的需求，去引领技术的方向与孵化革命性的技术；

第二步，当这些革命性的技术原型研发出来后，这些技术会被转化到军工企业，特别是军工复合体内，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产品化。一方面，这些技术的确的让美国的军工持续领先世界，另一方面，军工复合体为这些技术提供了进一步完善所需要的资金与人才资源；

第三步，当这些技术可以公开并转化为民用后，众多的民营企业会把这些技术进行市场化商业化，利用这些技术去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比如互联网技术与1968年在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开始孵化，然后在美国军事系统服役近20年后，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商业化，目前互联网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目前，我国的整个创新机制已经日趋完善，特别是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以来，国家为科技创新创业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在政策以及资源上都在向科技倾斜，给予了科研人员极大的自由度以及发挥空间。

这是迄今为止科研人员最好的时代，是科技的时代。我们生逢其时，在寒窗苦读多年后，终于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所长，攻克革命性的技术难题，实现自身的科技梦想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