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洪蔚琳

责编 | 李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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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田里的水稻宣告了团队的胜利。它们的表现太好了，产量、高度、水稻穗粒数和重量都和野生型没什么区别。几个月前，董欣年带领团队在《自然》上连续发表两篇论文，为水稻安上一种“免疫系统开关”，破解了水稻抗病害领域20年未解的难题。

这又是一次“偶然的发现”。她试着把TBF1基因前一段特殊的DNA序列放到NPR1基因前，做成一个神奇的开关，使启动免疫力的NPR1基因只在植物遭受攻击时“打开”，在正常生长时“关闭”，从而更高效地抵御不同病害并保持正常生长。

“有一些风险，但又有新的令人‘惊喜’的点——这就是我喜欢的项目。”接受采访的几天前，董欣年去波士顿开会，顺便看望自己的博士后导师。她想起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后时，导师常说一句“no guts no glory”，意思是没有胆量，就不会有收获。她的导师在研究生涯中三次转变方向，兴趣到哪里，研究就转向哪里——科学成了最单纯的一件事，只跟着好奇心走，走向任何未知的领域。

对科学的兴趣是从图像开始的。童年时代，她跟着爷爷奶奶到各个城市探亲。那时候读物少，但她每次出远门，父亲都把当月的儿童杂志《小朋友》寄给她。大学期间，她的分子遗传学启蒙教课书是Gunther Stent和Ricard Calendar著的Molecular Genetics, An Introductory Narrative。她喜欢书的内容，更吸引她的是里面的很多科学家的照片。看了照片，就觉得一切不再那么抽象。这些人能用简单而又聪明的实验来解决最深奥的生物问题，是一群了不起的科学家。“我当时就特别想成为他们那样子的人。”她说。

“我总想着，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如今，她坐在空间有限的实验室里扩展眼前世界的边际，每项工作都靠好奇心驱动。她想知道植物抗病和基因的关系，就用拟南芥做遗传学实验，找到了植物关键的免疫调控基因 NPR1；她对生物钟有兴趣，就去观察早晚做浸染实验的效果差别，最终发现植物抗病基因存在受生物钟调控的表达高峰。

在杜克大学教微生物学，她常感慨现在的学生“学习太专一”。课堂上她总要讲，很希望能和同学们交朋友，欢迎到办公室来，我们聊聊天。过去是学生成队成队地来找她，天南海北地聊，现在是主动邀请也请不来了。 虽然她实验室里的学生和博后各自专注自己的课题，她喜欢把每个人不同的课题联系在一起思考。所以每个人在做什么，她有时比学生本人记得还清楚。

学生对自然世界的关心变少了，她很难理解这一点，“自然世界是我眼里最有吸引力的。 我想不通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们觉得电子游戏比大自然好玩。”

她想要那种“智力上的愉悦”，这是她选择做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理由。这样就能和思想活跃的人待在一起，不只是聊科学，可以谈各方面的事情。随时随地学到新东西，随时随地被吸引，整个生命都被填满了，从来不觉得无聊。

这甚至构成了她爱情的基础。提起丈夫王小凡，她首先想到的是他“很有知识，很渊博”，这种吸引力从大学时一直持续到今天。近四十年过去了，他们依然有说不完的话。从前儿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同在大学教书，忙到没时间交流。到了周末，两个人一定要一起开车送儿子学钢琴，往返一小时，为了聊天。他们在车里讨论大千世界上的各种细枝末节，关于研究的话题总是默契而直接。“不需要说太多，他就知道你今天为什么很高兴，这个工作为什么这么重要。”

►1985年董欣年王小凡回国探望父母。

董欣年整个人看上去都是柔和，脸部的线条柔和，说话的声音也柔和。可自我又是一种特别强烈的东西，像是做了决定，从来不大声喊出来，但也不会被什么东西撼动了。

她最排斥“研究跟着经费走”，“投资人不见得那么懂科学，自己心里要有数。”有时候工作压力大，总要定期出些成果，要参加各种评选，但她宁愿再等一等，再想一想。短期工作是用来交差的，她总有长期规划，留给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和她坐着聊天，你会感觉她常常忘了“互动”这回事。很多科学家面对记者，会特意把复杂的科学问题掰开揉碎，打比方、举例子，讲出一个通俗版本，解释到记者明白为止。她谈自己的研究，几乎是把记者当成同行，蹦出一连串英文专业术语。“你听懂了吗，看你表情好像是不是没太听懂？”她也不是太在意这问题的答案，接着又沉浸到自我的科学世界中去，一边回忆一边讲，语调不紧不慢。

记者向她提起，有位女科学家有了孩子之后，觉得在家庭和事业间力不从心。她想了一会儿说：“很多时候你这么问，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希望你告诉她，让她坚持下来。真的想做的事，总能找到一个办法来做好。”

换作20多年前，她也许不会这样回答。当年杜克大学评终身教职，系里报了三个人上去。结果另外两个人评上了，董欣年没过审批。没有终身教职，就意味着要离开杜克。她心灰意冷，打算去找新的工作。王小凡把她拦下了，支持她向学校申诉，最后申诉成功。

王小凡比董欣年大4岁。受文革影响，他小学没毕业就进入工厂，做了8年工人，后来靠自学考上武汉大学。年轻的时候，董欣年觉得两个人之间有挺大的差距，“因为他的经历比我多很多，什么事都看得更清楚。”自己有什么烦恼，王小凡讲几句话，就能解开心结。

可她的“人生导师”没能帮她挡下人生的坎坷。她记得最真切的，是1992年到1999年，她在杜克大学的实验室没有足够的资金、没人手。她生了一场大病，差点要了她的命。痊愈之后，她又差点要接受终身教职的落选，被迫离开学校。

就在这7年里， 她养成了每周末在“杜克森林”里徒步穿林的习惯。不管多累、多难受，都要去走。进去、回来，一条路走一小时。这森林所在的7000英亩地在75年前是水土流失严重的棉花田，杜克把它买下来，改造成遍植松树的次生林，由大学管理，用作消遣与教研。董欣年每次进森林，都拍照片回来。她发现管理员每过一段时间，就选一小块林子，给树木拴上不同颜色的带子。他们砍掉长得好的大树，用卖木材的钱维持林场经营；一些种树暂时留下来，等到它周围长出幼小的松树苗再砍掉。她拍下树桩、拍下刚破土的树苗，记录它们的变化。那些被砍掉的树都会慢慢发出新芽、舒枝展叶，呈现出一种砍不掉的生命力。

她没有自己的力量吗？刚开始独立研究的时候，她做NPR1基因，实验室旁边的一个大公司也在做，两边找到了同样的基因，竞争很激烈。对方找上门来，让她“到此为止”。她当时想“为什么啊”，带着仅有的一个学生继续做下去，最后率先克隆出来，发表在《细胞》上。

做研究越久，董欣年越觉得人的境遇和工作的好坏并没有那么强的关联，关键在于“你真的想做吗”和“愿不愿意为它付出心血。”多年以后，她和王小凡共同回忆起那7年的困难，王小凡说“往事不堪回首”：刚生一场大病，治好了又来评级这么一下。董欣年就对他笑笑：“人生不就是早倒霉或者晚倒霉，哪有人一生顺利的？人家的倒霉事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十几年过去了，相片里的森林今非昔比，她也和从前不一样了。有一天她站在杜克森林，抬头看四周茂盛的树，才发现它们已经长得那么高了，一片一片昂首向天，都是当年被砍过的树。人的命运，大概和树很像吧。“人确实是有很多的坎，你要挺过来就好了。”

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那天，董欣年的书桌上都是讲课材料。几小时后，她要飞到法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手机突然响起。

美国时间2012年5月1日，美国科学院的会议室里，评审组的院士们把电话传了一圈，每人都要跟她讲几句祝贺的话。美国科学院每年增选院士70多名，由他人提名推荐。董欣年事先都不知道自己进了候选名单。

后来她见到评审委员，问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手机号码。院士们笑：“我们是美国科学院，还能找不到你的电话吗？”

►董欣年、王小凡与儿子在美国科学院院士签名大会上。

都是太久以前的事了。5年后，她坐在北京友谊宾馆的房间里回忆起那天，几句话带过。比起当选院士的重要时刻，她更愿意花半小时讲自己关于植物生理学的工作，从博士后期间的实验讲到最近两篇发在《自然》杂志的文章，滔滔不绝。

她不是特别喜欢轰轰烈烈。热闹过后，人总得静下来。“因为科学的发现常常出现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一个科学家不能没有思考的时间，不能没有安静的时间。”

出了实验室，她的生活不能更简单了。晚上的大片空闲时间，她都用来休息，但脑子里浮想联翩。“你的好运，实际上是你平时积累的。”她自己总结出来，科研能成功，关键是一个“勤”字。不光身体要勤，脑子也得勤。做一个实验要很长时间，但做之前得想一想，做之后要想一想；没做的时候，看看别人的东西，也得想一想。

有些事情她想很久了，就写下来。她在美国的时间太久，采访中不得不中英掺杂着表达，汉语落在笔头，也不是“想写什么就写得出来”了。但她还是常写，写点豆腐块大小的文章，“自己看着玩儿。”还会把这些片段做成文集，放在家里。

有时候待在办公室，她会随手翻翻书。那里至今还放着她的第一本分子遗传学的英文原版启蒙书，是快40年前父亲董辅礽送给她的。在美国科学院院士签名大会上，董欣年作为农业和环境分院的代表作了20分钟演讲。她专门提到这本书，说它开启了自己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之路。

作为经济学家的父亲不仅为她指引了专业，也教会她怎么做人，怎么做学问。经济学界的学者常说，董辅礽是他们学界唯一一个“所有的文章，每个字都是自己写的”。他的学生曹阳将出版博士论文，出版社为扩大学术影响，建议将导师董辅礽列为第一作者。董辅礽回绝了出版社的好意，但亲笔为曹阳写了近5000字的序言。

►1964年，董欣年与父亲母亲的合影。

父亲走了十多年了。董欣年曾在一篇追思的文章中，一口气回忆了无数父女俩早年相处的细节：童年，爬在爸爸的肩膀上，看他抱着自己飞跑；夏天怕雷声，爸爸就拿个拖把去和雷公公博斗；在公交站一起等妈妈下班，爸爸在地上用树枝教写字；中学时对自己的前途没信心，爸爸说即使做农民也要有知识有文化，不能浪费光阴。

人有时候在面对前方的曲折时，会生出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力量来。一棵树被砍倒无数次，再生后还是有可能立得笔直，因为它毕竟有根的支点。

她露出了一个小女孩那样的笑容。在讲起父亲的短暂时刻，这个跨过人生的无数道沟壑，早已成熟多年的女科学家又重新回到那段单纯的时光，重新获得了童年时代曾拥有的一切——也许其实从未丢失过：杜克森林里的小女孩，面对大自然睁开眼睛。这个世界上那么多还不为人所知的事情，推着她继续向前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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