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朱邦芬（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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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王明贞、彭桓武、黄昆、杨振宁、黄祖洽、周光召

怎样用一个词来分别描述我所认识的这几位物理学大师？我想，用“淡泊”形容王明贞先生，用“单纯”描述彭桓武先生，“朴实”之于黄昆先生，“低调”对应黄祖洽先生，“平和”描述周光召先生；杨振宁先生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仔细想了想，尝试用“率真”这个词。

为什么说王明贞先生淡泊呢？她有句“三乐”的座右铭：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我想她之所以能够高寿，除了遗传基因，跟她的“三乐”心态也很有关系。

她一辈子经受了很多坎坷，包括求学时遇到种种障碍，“文革”期间曾与丈夫俞启忠在监狱分别被单独关了近6年和近8年，只是因为她的丈夫是江青前夫黄敬（俞启威）的弟弟。经受了这样的无妄之灾，她的心态依旧非常平和，很不容易。

王明贞1955年留美归国，和她一起分配到清华物理教研组的还有一位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徐璋本教授。当时清华把徐璋本定为三级教授、王明贞定为二级教授，徐璋本有情绪，王明贞就说，把我也定成三级教授吧！如果把我定为二级教授、徐璋本定为三级教授，那我就离开清华。

王明贞在物理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很有影响的重要工作，坦率地讲，她是中国在1949年之前统计物理领域最有成就的一个人，回国后又辛勤从事物理教学，但生前在国内知名度并不算高，与院士这样的头衔也毫不相干。尽管如此，终其一生，她的心态都非常好，她的为人值得我们敬仰。

为什么用“单纯”来描述彭桓武先生？彭桓武的导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马克思·玻恩在回忆录中曾经说，彭桓武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之外是很单纯的，外表像个壮实的农民。对另两位中国学生程开甲和杨立铭（后来也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玻恩的形容则是“高尚、文雅、有高度教养的绅士”。玻恩用“单纯”来评价彭桓武，我觉得确实很妥切。

大家知道彭桓武有一句名言——经常有人问他，你在国外做研究这么有成就，已有正式教职，为什么还选择回国？彭先生的回答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这句话表达了他单纯的赤子之心。

再举一个例子，前些年有一个一度很热门的研究课题叫“冷聚变”（后来出现了很多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有点赝科学的味道，这当然是后话）。当时的彭先生仍然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请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几位年轻人给他讲讲“冷聚变”是怎么回事，并且亲自探究这里面是否有道理。

一位功成名就、年事已高的大师依然对新鲜的事充满好奇心，而且完全是以探索心态做学问，我以为这很好地体现了彭先生的回归到科学、科学家“单纯”的本色。

再来谈谈黄昆先生的“朴实”。我跟黄昆在一个办公室相处了15年，跟他无拘无束，没大没小，是世上受他教诲最多的一个人。黄昆在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时说：“我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 没有什么神奇的和惊人的地方。”黄昆的内心可能还是比较骄傲的；但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前，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正，总是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有点成绩也是由于比较幸运。

黄昆曾经说：“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有机遇，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不管有多有少，总是能使自己的力量真正使出来做点有用的工作。”黄昆1951年回国后在北大物理系任教，一直到“文革”结束，基本上没有继续从事他早前在国外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科研。后来有人问他，你当时在英国的好几个同学都拿了诺贝尔奖，如果你当年没有回国，或者回国后继续做科研，你也很可能拿诺贝尔奖，那么多年只做教学对你来讲是不是一种很大的牺牲？黄昆并不赞同这一说法。

他说，他是把教学当成科研来钻研，在教学中研究了很多问题，自己在教学中也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黄先生带出了一大批中国学生，后来这批学生成为中国半导体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骨干，他觉得自己教学的成就并不比做科研的贡献来得小。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黄昆先生作为科学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黄昆把科学研究经费看得十分重。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期间，他每接手一笔较大的科研经费时，都如履薄冰、睡不踏实，唯恐浪费了人民辛辛苦苦省下来的血汗钱。他经常说，基础研究，也要算一算投入产出，算一算你为这篇研究论文所花的钱值不值。在讨论研究经费时，他坚决反对有的人抱着“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的态度，大手大脚浪费国家有限的科研经费。

他特别欣赏实验人员在自己独特想法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地搭建实验装置，然后做出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他对有些人只是依靠进口的昂贵的洋设备，做些测量工作，很不以为然。黄昆的一个朴素的信念是——“做基础研究，花了钱就应该相应在科学上做出贡献。”

从所长位置退下来以后，1986年，他带领整个理论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项目“固体的能谱理论”。这个题目囊括了理论组所有11位研究人员的全部工作领域，总额为人民币2万元。在这点经费支持下，结合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工作的重点方向，黄昆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从事半导体超晶格微结构领域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全所乃至全国在这个新兴领域的工作。

我眼里的杨振宁先生的性格呈现多面：既有一位科学大师反潮流、大无畏的“气场”、洞察力和大局观，有时又像一个孩子，对周围一切充满好奇，时不时地会冒出几句“皇帝没穿新衣”之类的真话。我曾用“一个真人，一个童心未泯的科学大师”作为一篇追思彭桓武先生文章的标题，现在我觉得以此来形容杨振宁先生，也许更合适一些。

请大家看看杨振宁先生的这张照片（图2），他戴着红领巾跟小朋友在一起品味书香，怀有一颗率真之心。又如他曾在文章中写他父亲，“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这只有率真和坦诚的人才会这样写。受“杨翁恋”和各种媒体的影响，外界对他的误解比较多，近二十年我跟杨先生接触很多，所以我想多说一点他的为人。

图2：2005年6月13日杨振宁先生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印象最深的有几点。一是他的骨子里有深深的儒家传统思想。1934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请了当年清华历史系的高材生丁则良到科学馆，为12岁的杨振宁讲授《孟子》。杨先生自认小时候四书五经念得不多，但《孟子》对他的一生都非常有影响。杨先生曾经形容他的老师费米是一位标准的儒家君子，永远可靠和可信，永远脚踏实地，不哗众取宠和巧于贬人。我觉得这句话也是他自己做人的座右铭。

杨先生认为，像费米这种品格的物理学家在欧美凤毛麟角，成功的欧美物理学家绝大多数非常咄咄逼人（aggressive），行事奉行one-upmanship（渴望取胜，为胜利甚至有时可以不择手段），如奥本海默、泰勒、费曼、库恩（T. Kuhn）等；而他本人则更喜欢费米、周光召、米尔斯（R. E. Mills）这类具有君子风度的物理学家。

为此杨先生提出，欧美多数物理学家的个性与他们的学术成就到底有没有关系，这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很明显他自己并不赞成这种做人方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杨先生的这个想法称为“杨振宁猜想”，值得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史研究人员研究。2015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纪念杨—米尔斯非对称规范场理论发表60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杨先生重新回顾了他与费曼50多年前对物理学发展前景的分歧，他把自己的洞察和审慎归之于“吾日三省吾身”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英裔美国物理学家戴森曾在纪念杨振宁荣休时写了一篇文章，说杨振宁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既遵循传统文化、遵循历史、遵循科学规律，但又不守旧，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我觉得“保守的革命者”很符合杨先生的为人与为学。

戴森还曾在《飞鸟与青蛙》中写道，科学家有两种：一种像鸟，飞得很高，纵观全局；还有一种是青蛙，守住一个区域，比如井底或者池塘边，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做得很仔细。戴森认为杨振宁是飞鸟，有大空间尺度的眼光，能够俯瞰很多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很注重细节，注重实验。我想杨先生在科学上之所以成功，跟他的这种“保守的革命者”、以及既有大局洞察力又注重实验细节的特点很有关系。

杨振宁先生观察中国事务，也具有这种历史长尺度和空间大尺度的大局观和洞察力。他早年身处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1937年，他颠沛流离，从北平到安徽又到昆明，深感当亡国奴的危险和耻辱，对“救亡图存”有刻骨铭心的感受。经历了旧中国、新中国和改革开放以来新新中国三个不同时期，他清楚地看到中国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局历史观和对祖国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使他对中国的历史性的进步深有体会，对中国的前景看好。

在近作《曙光集》中，他说，他和西南联大同学们成长于似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因而把书名起为《曙光集》。

现在网络上谩骂、造谣和污蔑杨振宁先生的话很多，我想他不在乎这些。他几十年来被人骂惯了。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盯着他，因为他是在中美中断了20多年关系以后、于1971年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回到美国后他到处公开演讲，称赞新中国的成就。中苏关系交恶的年代，苏联人也时常攻击他，说他是中共在美国的“第五纵队”。由于他说了很多大陆的好话，台湾和海外许多亲国民党的华人一段时间内也一直攻击他，攻得非常厉害。

杨振宁1997年在清华大学创办高等研究中心（现在叫高等研究院），2003年正式回到清华园定居，成为清华大学全职教授。国内一些人说杨振宁到清华是来享福的。作为一个见证人，我可以负责地说，杨先生之所以回到清华完全是出于家国情怀，是为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杨先生回清华后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不胜枚举，这里我只简而言之。

杨先生认为，自己的一生画了一个圆，起点在清华的科学馆，当时他只有7岁，父亲杨武之是清华数学系的教授；他在人生的终点又回到清华科学馆，画了一个圆。我认为，杨振宁回到清华后“画圆”的收笔之作十分出色，做出了一系列杰出的贡献，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他亲手创办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在物理学和其他相关研究领域中做出了非常好的研究工作。他担任清华物理系的国际评估委员会成员和顾问，帮助清华物理系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

2016年9月19日，薛其坤获得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我以为这与杨先生在清华物理系首次国际评估时强调要发展实验凝聚态物理，以及他所创建的高等研究院为薛其坤和张首晟两人提供了合作平台分不开。杨先生是“邵逸夫奖”评审委员会首任主席、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他的辛勤工作和慧眼，使得这两个奖项声誉卓著，评出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和成果。

例如，早在1996年，求是基金会就授予屠呦呦等10位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工作的主要科研人员“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而当时没有任何机构授予屠呦呦等人奖项。他还就一些重大的科学工程以及科技政策，发表了真知灼见。

最近杨先生关于反对中国现在开始建造超级大对撞机的见解，旗帜鲜明，不管对此持有什么立场，毫无疑问，都可以看到杨先生热爱中国、心系人民的赤子之心。以他的学术成就和声誉，以他的博学和见识，杨振宁先生在科学界所起的引领作用非常显著。

杨先生回到清华后，在冷原子物理和统计物理领域发表了13篇SCI研究论文，亲自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工作。本世纪前10年，他已是耄耋之年，但全部研究工作都还自己独力而为，最多有时有一个合作者。他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物理快报》上，我常收到他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时间经常是晚上10点多、11点。

杨先生为清华培养出了多名杰出的青年物理学家，其中好几位已蜚声国际。为了推动教师上课，他还曾为清华物理系、数学系的200多位新生讲了一学期的大学物理课。

杨先生写了很多科学史方面的研究论文，特别是对一些他亲身接触过的物理学大师和数学大师的研究及评述，独具匠心、极其精彩并珍贵。杨先生回清华后一共发表了近30篇SCI论文，作者单位都署有清华大学，此外还出版了几本专著。

杨先生还做了许多其他事，包括就文化、教育、艺术等问题作了很多精彩的公共演讲，他还就学术诚信问题发出了声音。

黄祖洽是彭桓武的学生。黄祖洽说过，作为一名教授讲课是理所当然的，不讲课是不正常的，这跟彭先生“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这句名言的逻辑和思想方法是一致的。

黄祖洽曾经为中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原子能反应堆和核潜艇做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被评为“两弹一星”元勋。很多人为他抱不平，然而在一首题为《抒怀》的诗里他写道：“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麒麟阁是古代悬挂功臣画像的地方，黄祖洽的意思是，“山花”已经烂漫了，何必一定要去争功勋呢！这是何等的胸怀！

黄祖洽还曾在一篇散文中特别称赞莲子，而不是人们通常赞美的莲花。他写道“莲实从它初成实的时候开始，就默默地隐在花芯，藏身在由花托膨大而形成的浅黄色的小莲蓬中；就是等到莲蓬长大变绿后，莲实（莲子）们也依然让莲蓬的粗糙组织包裹着，不急于向人们表露，更谈不上夸耀自己。”这里的莲实就是我们前辈大师对待个人名利的一个隐喻。

再看看周光召先生。他曾说：“我一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成败得失并不是非常在意，尤其是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始终努力，即使做不到也就算了，并不为此而烦恼，因为我已经做了该做的。”他还曾说：“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一页的人并不多，希望清华的学生中能多出些可以毫无愧色地写在中国的历史上的人。”

周光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都比较复杂，没有彭桓武、钱三强这些师长的慧眼，他不可能从事原子弹研究工作。“文革”当中他曾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我想这种平和的心态对于他的成功是很有帮助的。

以上我只是简单介绍了几位大师为人的一鳞半爪。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正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执着于探究真理、不计较成败得失的精神，才有可能在学术上做出非凡的成就。

注：本文选自《物理》2016年第10期，《赛先生》经作者授权发表。

制版编辑 | Morg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