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陈婉莹   王一苇   王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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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勇最近比以前更忙碌了。

一周前，他接受香港大公文汇集团旗下点新闻访问，提出应在香港施行 “疫苗护照” [1]， 民间反应平淡、质疑声音不多，香港特区政府则表示不排除可能，但要逐步推进。自两年前疫情以来，袁国勇担任特区政府防疫专家顾问团四位成员之一，时常参加会议和协助处理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同时他在香港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不懈，从微观机理到病患治疗再到疫苗研发。他的科研团队过去两年，发表了不少有突破性、 围绕新冠疫情的论文。

《知识分子》下午四点开始独家视频访谈，他已经工作了整天，起初显得疲惫，但谈到病毒背景、团队的研究和疫情的对策，又精神抖擞起来。访问结束后，他应香港卫生署的邀请，赶到一家爆发病例的香港酒店进行视察。到了夜间九点半，又带着如常的镇定在酒店现场向记者讲述考察的发现，在网络和电视直播。 

图1 2021年11月12日，袁国勇接受《知识分子》视频采访 | 拍摄：王怡心

袁国勇1956 年出生于香港，1981年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一直在香港从事传染病研究和治疗。2003年，当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传播到香港，他的团队在全球首次确认导致SARS的病毒为冠状病毒SARS-CoV-1。他和裴伟士（Malik Peiris）在香港大学的研究小组治疗了中国香港的第一例SARS患者，并从临床标本中分离出冠状病毒（SARS-CoV-1）。这也是他获得2021年未来科学大奖的获奖理由。奖项给袁国勇的颁奖词中写道，他 “对野生蝙蝠中SARS类冠状病毒的持续研究，大大扩展了我们对人畜共患病宿主、跨物种传播障碍、发病机制、疾病和诊断的认识。”

图2 2003年《香港大学毕业生议会通讯》上登载取得SARS研究突破的团队照片，左二为袁国勇

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在SARS以前，袁国勇已经将研究目光聚焦于新发传染病。而在SARS和COVID-19之间，他持续研究蝙蝠和鸟类为宿主的冠状病毒和其他传染性病毒，发现了80多种新发病毒。他预计到类SARS传染病会再度出现，“我已经准备了十四年等待它的到来。”而当新冠真的到来，他发现自然的造物再次远超人类的预期。

袁国勇认为，提升疫苗接种率是解决疫情问题的根本方法。他向公众的呼吁，包括签发疫苗护照、补打加强针、推荐疫苗混打。

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前夕，《知识分子》访问袁教授，了解这位病毒学家和临床医生对病毒、疫情、疫苗和新冠药物研发等大家关心的问题的看法。

本文以《知识分子》与袁国勇教授的对话为基础，结合已有的论文发表，对话记录有删减与编辑。

自然界病毒为何跳向人类世界？

知识分子：作为微生物学家、传染病专家和医生，你发现了超过80种新的病毒。你怎么总结现代科学对自然界病毒的认识？如何看待人与病毒的关系？

袁国勇：首先，世界上大部分病毒还没有被发现。我们所掌握了解的病毒还不到总数的1%。我们对于动物的监控和取样也存在随机性和误差。例如我们在香港监控蝙蝠，1000个里只能抓到一个样品，而这个样品的代表性如何也不清楚。但我们很清楚，75%的新发传染病病毒来自动物，包括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且很多时候病毒会经过果子狸、猪等中间宿主再感染人。

所以，我现在在做的，也希望未来科学家继续做的，是监控野生、家养及养殖动物，和人类的感染情况，比如肺炎，以及因此类感染进入ICU的病人的情况。监控野生动物、家养动物和人类这三件事能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可能感染人类的病毒的情况。

同样重要的是监控动物和人类的交互接口。人类如何和动物接触？一般是通过野外旅行、农场或打猎。更重要的是在野生动物市场，在自然界接触不到的野生动物例如蝙蝠，果子狸，禽类会有近距离的接触，他们身上携带的病毒会在一个很密集的空间里发生交流重组产生更多的变异。这种自然界不存在的各种物种包括人类近距离接触的场景，就被人为的创造出来了，自然也就创造了更多自然界的病毒变异感染人类的机会。这些地点都是非常重要的交互界面。

在过去18年中，我们的工作聚焦于此，发现了约80种新的病毒，其中34种是冠状病毒。

知识分子：你提到了人与自然的接触，与过去相比，变化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病毒跳向人类世界？

袁国勇：最大的原因是全球人口数的增长。这导致了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食物和空间的竞争。这对环境是非常严重的破坏。人类在侵入动物的生态圈，影响它们的生存。野生动物如蝙蝠、鸟类经常携带病毒，通常是自身的病毒，这些病毒能够和宿主的免疫系统和谐共存，而不对宿主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它们在洞穴和森林里有自己的生态圈，和人类没有接触，通常不会对人类产生影响。

然而人类不同，我们无法承受这些病毒，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没有跟这些动物病毒搏斗的记忆。因此，侵入它们的领地，捕捉蝙蝠、鸟类、果子狸、穿山甲或者其他动物，或者在野味市场上购买这些动物，我们就有可能感染病毒，发展出严重的病症。

屠宰这些动物的地点也有可能是人们的厨房。结果，在城市里的人即使不去野外，也有可能感染病毒。最大的问题是空中旅行。现在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24小时内就可以跨越大半个地球。这也是为什么新发传染病越来越重要。

如果你数一数过去100年中（导致全球传播的）传染病的数量，1918年西班牙流行H1N1病毒，1957年（贵州）H2N2病毒流行，1968年甲型H3N2病毒流行，虽然没有太糟，但也影响了很多禽类；1997年有亚洲H5N1禽流感病毒。之后我们以为一切都好了，2003年SARS就来了；SARS过后，我们又觉得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但2009年，H1N1病毒又来了；之后我们又觉得没事了，马上2012年，MERS出现了。一年后的2013年，我们又遭遇了H7N9病毒。终于，2019年新冠病毒出现。

这些事件的出现越来越频繁，我也相信未来会更频繁。因为人口数量太大了，农业活动、经济活动、航班活动等等都在显著扩张。

知识分子：冠状病毒疫情随时间推移越来越频繁，这意味着冠状病毒从蝙蝠到人的传播路径缩短了，或者传播速度更快了吗？

袁国勇：鸟类不是哺乳动物，蝙蝠是哺乳动物，所以蝙蝠更接近人类。所以它们（身上的病毒）可以更快地感染人类。根据之前的经验，以蝙蝠为宿主的病毒在进入人类之前往往先在另一个物种中适应，例如MERS-CoV在人群中爆发前先进入了骆驼体内，当然它也有可能是同时感染骆驼和人类。

2006年，我们在蝙蝠中发现了HKU2这个病毒，而石正丽在2018年的研究中也发现一个类似的的病毒由蝙蝠传染到猪的体内 [2]，造成猪流感，很多小猪因此死亡。他们曾预测，HKU2有一天会通过猪感染人类。有理论认为病毒从蝙蝠或鸟类跳到猪等中间宿主后，基因会重新组合，组合成新的病毒感染人类。我们还不清楚蝙蝠（病毒）是否需要像猪这样的一个基因池，只是知道这是一种可能性。

这也是为什么寻找病毒的中间宿主非常重要。

知识分子：寻找中间宿主的科学意义是什么？比如说中间宿主是骆驼或者是猪，会有什么区别？

袁国勇：一般情况下，中间宿主往往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的媒体。比如猪，相对与蝙蝠，猪和人的接触更多距离更近，所以它们是非常有效的中间渠道，也是放大器。

基因上，猪更接近于人类，猪的免疫系统器官和组织和人类更加接近，我们可以用猪的器官进行器官移植。所以当一种寄生在蝙蝠身上的病毒无法直接感染人类的时候，它可以通过在猪或者其他中间宿主身上进行变异重组，出现更适应人类的突变株从而感染人类。当然，疫情发生的背后可能有很多原因，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严谨的说，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有的信息只是，我们和猪的距离更近，接触更多，而且人类的的免疫系统、器官和组织也更接近猪。即使说中间宿主在病毒的传播中非常重要，我们依然无法排除病毒可以直接感染到人类的可能性。

 截然不同的新冠病毒 

知识分子：香港大学的团队在2003年发现了冠状病毒SARS-CoV-1是导致SARS的病原，当时的研究者还认为冠状病毒是一个“相对较弱的病毒”。那之后，病毒学界对冠状病毒的认知出现了哪些变化？

袁国勇：每个病毒都是不同的，这点很重要。我刚才回顾大流行的时候，只提到了那些遗传物质是RNA的呼吸道合胞体病毒，我讲的只是病毒中非常小的一个分类。RNA病毒变化很快，这就是为什么每过几年，流感疫苗都要变化，因为它们的基因很容易突变，而且交换基因片段的频率很高。它们能通过空气传播。

2003年SARS之前，也出现过几个能感染人的冠状病毒，但它们仅能导致一般的感冒，十分温和，比如229E-CoV和OC43-CoV。这些病毒已经在动物体内存在了几百上千年。它们之所以轻微，是因为人们的免疫系统有记忆，如果你通过时间隧道回到这些病毒最初感染人的时候，症状会严重得多。而SARS对人类而言是一种全新的病毒，从中华菊头蝠经果子狸感染人类，我们检测过香港普通献血者的血液，没有人有抗体。这也是为什么SARS当初的死亡率会有10-15%（作者注：此处指2003年死亡率数据，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对 SARS 可能和疑似病例的病例定义的疾病患者的病死率约为 3% [3]），症状也很严重。

幸运的是，由于症状明显，我们可以及早发现和隔离患者和密切接触者，三四个月内就控制了疫情。

知识分子：你是很早进行新冠病毒研究、展开防疫抗疫的工作的， 能谈谈你介入的原因吗？

袁国勇：2020年1月10日，因为我也在港大深圳医院工作，得知一个发烧、呼吸急促的老年病人住院。我们立即警觉起来，因为我们听说了武汉的事，知道有个和SARS相关的病毒。当我们知道有这个病人，就立即采样检测，发现这是武汉报告的SARS-CoV-2病毒。当去调查病人背景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七口之家其中有六个人去过武汉访亲，其中两人还去过武汉当地的医院。当他们飞回深圳时，家庭中年龄较大的成员出现了肺炎的症状，三个年轻人出现的的症状比较轻微，一人甚至没有症状，但是他们对于病毒的检测都呈阳性。而后家庭中的一位没有去过武汉的成员也感染了病毒，这说明去过武汉的人把病毒传播给了深圳的家人。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疫情早期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够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可以人传人的病毒，而在这个家庭感染群组中我们很明确地看到这种病毒是可以人传人的。

我们2020年1月24日在《柳叶刀》发文记录和分析这个病例 [4]。这是第一个记录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的案例，也是第一个城市与城市之间病毒通过旅行传播的案例。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案例也首先指出了有近半数的感染者是不会有很明显的症状出现的，也就是指出了新冠病毒的无症状感染。这和2003年的SARS非常不同，SARS一旦感染会立刻出现严重的呼吸道症状，我们可以马上发现隔离把疫情控制起来。50%的新冠病例是没有症状的无症状感染，会给疫情的防控带来很大的麻烦，这预示着疫情的到来，也意味着疫情将很难控制。如果症状轻微或没有症状，你就不会去做检查，这也就为病毒在全球的传播制造了非常大的空间。

即使COVID-19的总体死亡率只有约2%，比2003年SARS的10-15%要低得多，但由于病毒在全球大范围的传播，感染者上亿，因此仍然有很多人死亡。（作者注：截止到目前全球有2.55亿人感染新冠病毒，导致了512万人死亡。）

在2005年，我们发现SARS-CoV-1的宿主是中华菊头蝠。我们因此预测这种病毒会卷土重来，因为39%的蝙蝠携带类SARS的冠状病毒。如果它能跳到人类一次，那为什么不能跳两次？进一步来讲会有SARS-CoV-3、4吗？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取决于条件，比如我们是否还在捕捉野生动物、吃野味等。如果能够做到严格控制野生动物的捕捉和交易，菜市场环境清洁严格消毒，就能够在源头上降低下一次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可能性。

知识分子：从2003年到2019年，你研究了很多新的病毒。但当新冠疫情真的出现时，它是出乎意料的吗？比如能预料到会有无症状案例吗？

袁国勇：我没有料到。我不知道它（新冠病毒）会这么戏剧性又（症状）轻微。

 疫苗的实际效果如何检测？

知识分子：你强调过清零政策和疫苗政策要双管齐下才能控制好疫情。然而，前段时间内地爆发疫情的城市，如北京、瑞丽，18岁以上人群接种率都不低（北京：2021年8月21日达94.32%；瑞丽所在德宏州：2021年7月5日达96.92%），而对于境外输入的管控也一直很严格。疫苗接种和清零政策共同作用下，病例为什么仍然激增？你怎么评价目前的疫苗效力？

袁国勇：我一直认为，百分百的接种疫苗是唯一能够令香港、内地以及全世界走出疫情困局的方法。民众除非有过敏或者特殊疾病，都应该接种疫苗。如果做不到全民接种疫苗，当我们一旦开始和世界通关恢复交流，感染病例一定会大幅上升，医疗系统就会面临崩溃。

我们不仅需要全民打疫苗，也需要多次打疫苗。所有疫苗都需要通过多次接种来达到理想的免疫效果。科兴的中和抗体水平总体上比BioNTech和Moderna的疫苗低，我们的测试显示，接种复必泰的人抗体水平通常是科兴的10倍。但这是有科学原因的，科兴生产的的疫苗是灭活病毒疫苗，在人体体内产生的抗体是针对病毒整体的，所以科兴的灭活病毒疫苗诱导的抗体有很多种类，针对的是病毒的各个不同的蛋白。BioNTech和Moderna都是mRNA疫苗，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设计的病毒刺突蛋白RBD区的一小段基因的mRNA，它们诱导的抗体是很统一的，全部都是针对病毒刺突蛋白RBD区的抗体。由于目前疫苗产业检测抗体只检测针对刺突蛋白RBD区的抗体，所以灭活病毒疫苗（科兴）诱导的抗体在这种检测方法下是被低估了。但是即使国药和科兴的疫苗可能在诱发中和抗体的水平上低于Moderna和BioNTech，只要我们多次接种，中和抗体可以达到足够的水平，无论哪种疫苗都足以保护民众。

但是即使接种了疫苗，你仍有可能感染病毒或携带、传播病毒。这些病毒可能传播给其他接种或未接种过疫苗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仍然会出现病例。

我们目前的疫苗都是肌肉注射。肌肉注射的疫苗可以很好地保护肺部，但是在上呼吸道粘膜没有办法产生很有效的保护效力。结果就是我们发现打了疫苗的人依然能够被病毒感染，也能够传播病毒，但是感染发展成重症威胁生命的情况就非常少见。

不过在这么短的研发时间里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为了更好地应对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人类应该针对上呼吸道传染病毒的特点研发新型的疫苗。更有针对性的疫苗（例如鼻喷疫苗）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鼻喷疫苗的研发和测试已经在进行了。另一种方式是组合使用疫苗。如果内地开始生产mRNA疫苗，在两针灭活疫苗后能再打一针mRNA疫苗。混合打疫苗可以博采众长，相互补充达到更好的免疫效果。在香港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种方式可以产生很好的抗体水平，可以考虑采用。

知识分子：你推荐疫苗混打，但目前没有看到关于混打已发表的试验结果。目前混打的安全性有医学证据支持吗？

袁国勇：我和同事即将发布一篇关于新冠疫苗混打的论文，在（香港试验）两针科兴疫苗（灭活疫苗）后补打一针复必泰（mRNA疫苗），结果显示混打没有问题，而且效果实际上好于三针科兴疫苗。对于很多免疫反应不强的人，尤其是老年人，我们推荐第三针接种复必泰。但这是个人选择，我们不强迫。如果三针都接种科兴，也没问题。

我想再次让大家放心，疫苗混打的不良反应不会是大问题。我们还不知道其他疫苗的混打情况如何，但在一些其他国家，阿斯利康疫苗（病毒载体疫苗）和辉瑞-BioNtech或Moderna的混打也是可行的，无论是从效力还是安全性上。

知识分子：这段时间内地关于抗体检测的讨论很多，你怎么看普通人做抗体检测？有必要吗？抗体检测能说明什么？不能说明什么？

袁国勇：我认为普通人没有必要去检测自己的抗体水平。即使有相应的呼吸感染症状也可以用核酸检测来告诉你呼吸道里是否有新冠病毒，告诉你是不是被感染了。

从个人层面上说，抗体水平并不能反映个人对于病毒免疫力的高低。

原因在于，疫苗会激发人体的两种免疫反应。一种是（产生）中和抗体，另一种我们称为细胞介质免疫。细胞介质免疫反应不涉及抗体，但是会激活淋巴细胞释放细胞因子。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方法来检测体内的细胞介质免疫反应激活程度，所以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量化的。虽然我们现在可以通过ELISA检测中和抗体的水平，这种检测只能得出相对于检测标准的相对值，并不能得出绝对值。也就是说不同的检测批次，不同的实验室，都有可能产生很大的误差，导致检测结果没有可比性，不能拿来进行大规模的对比量化。因此中和抗体只能是一种替代标志物（surrogate marker），水平越高，意味着受保护的效率越好，如果水平低，并不意味着受保护的效率低。

但从公共卫生角度来说，科学家，例如中疾控的专家，应该监控人群中的抗体水平。人群中多少人在接种疫苗以后有抗体？抗体的水平是不是在下降？是不是完全没有抗体了？这些信息对决定疫苗政策非常重要。知道这些信息后我们就可以决定是否需要给第三针？要打什么类型的疫苗？哪些年龄段抗体水平尤其低，需要更早接种加强针？例如老年人抗体水平偏低，而儿童还未接种，体内还没有抗体，应该优先接种。通过监测人群中的抗体水平我们可以回答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相信卫生部和中疾控已经在做这件事了，香港政府也在做这件事。

 “改变游戏规则” 的疫苗？

知识分子：你的团队正在研发新的鼻喷新冠疫苗，目前进展怎么样？鼻喷疫苗相对于注射式疫苗有哪些特点？

袁国勇：鼻喷式的疫苗可能是 game changing（改变游戏规则）的。目前的疫苗都是注射式，能很好保护你的肺部，但是不能保护呼吸道。注射式疫苗只能帮助你预防重症，而不能防止感染。而加上鼻喷式疫苗，能保护你的上呼吸道，你可能根本就不会被感染了。这可能帮助建立群体免疫，防止病毒继续传播。我们把它称为 “消毒式免疫”。

香港大学、厦门大学和万泰生物（注：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疫苗，短期内会在国外开始临床三期的试验，由于中国没有病例，三期试验在海外开展（注：万泰生物11月13日发布公告显示，三期试验在南非进行，已获临床批件 [5]）。动物研究证实保护率很好，（临床试验显示）在人体内也很安全，也有初步证据证明能有效防止感染。

我们希望这个疫苗能带来根本性改变，也希望它能成为注射式疫苗的有效补充。

知识分子：我们已经有多款有用的疫苗，在这个时间点还有必要去开发鼻喷式疫苗吗？

袁国勇：我认为有必要。

首先，注射式的疫苗对于操作人员和场所的要求很高，对于普及不利。其次，针头也会对很多人造成心理障碍，出于恐惧的原因选择不去接受疫苗。就效果而言，肌肉注射在肺部和咽喉部产生的免疫反应有限，不能非常有效的在一开始就阻止病毒的感染，只能降低病毒感染的后果。此外，病毒经常变异，频繁的肌肉注射不太现实。

而喷鼻疫苗就可以很有针对性的解决以上的问题。喷鼻疫苗的免疫过程中不涉及出血，对操作人员的要求不高，降低民众的恐惧感。在作用原理上，喷鼻疫苗能够在鼻咽部产生抗体，达到消除性免疫，把病毒挡在身体之外。同时， 针对变异病毒，可以随时生产相应的喷剂，并快速推广。

知识分子：怎么使用鼻喷式疫苗呢？要去医院，让医生喷鼻子吗？剂量和接种频率怎么样？

袁国勇：没有必要去医院，因为它很安全，诊所的药剂师或护士就能操作。接种频率取决于病毒变化的速度，也取决于免疫维持的时间，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要等临床三期试验结束才知道。它的保存温度是低温，不过目前条件下零下4度到零下20度的存储温度是很好实现的，也在广泛使用中。

知识分子：现有的疫苗在对抗新冠变异株上仍然有效，但未来呢？新冠疫苗变异的速度会超过疫苗发展的速度吗？

袁国勇：不会，尽管新冠病毒在变异，但它的变化速度似乎没有流感病毒快。只要病毒和人体细胞的受体结合区，即RBD，没有太大变化，我们的疫苗就能赶上变化速度，仍然有效 。即使是最近的Delta+病毒（毒株），我们目前的疫苗也是有保护作用的。

知识分子：中国和美国已经开始青少年接种。有研究证明，儿童受到新冠影响相对较轻，给儿童接种的必要性在哪里？我们是否已有足够证据证明疫苗针对儿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给儿童接种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袁国勇：我认为安全性数据是足够的。要记得，针对儿童的mRNA疫苗剂量只有成人的1/3。我不认为会有很多心肌炎（副作用）的情况出现，而在疫苗效率方面是有保证的，尽管目前研究的数据量不大。所以我认为儿童接种很有必要。

 疫苗护照有必要吗？

知识分子：你最近提出在香港实行疫苗护照，是出于什么考虑？作为港府防疫专家顾问团成员，你认为香港防疫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你会如何建议政府评估和改变防疫政策？

袁国勇：和内地的高接种率不同，香港的全民接种率目前仅有65%左右，这是很让人不安的。如果香港有输入案例，疫情很可能会迅速爆发。

要记得，在新加坡，接种率已经达到80%以上 [6]，而他们一开放边境，感染病例就达到每天3000到4000个，死亡病例每天15个。英国也是类似，一旦开放边境、取下口罩，他们的感染病例每天就超过一万。

而在以色列，为了鼓励接种，政府要求要有疫苗护照才能去上班或上学 [7]。原本每天的病例有一万左右，而在这之后迅速下降到几百。（注：以色列在疫苗护照之外同时要求外出佩戴口罩）

所以，每个人都接种疫苗才是解决之道。这样我们才能过更正常的生活。即使感染，症状也会比较轻微。（感染）也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需要住院、需要ICU资源的人数减少了，死亡率会非常低，不会伤害公共卫生系统和医院系统。我认为这才是解决的方法。

疫苗护照可以手机程式的方式存在。它能显示你接种了两针还是三针疫苗，进入餐厅、工作场所和学校时需要出示。如果你没有接种，就需要在提供几天内核酸测试阴性的证明。如果你是新冠康复者，也会在手机上显示。

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政策。它保护了你不会感染重症甚至死亡，它没有拿走你的自由，反而保证了自由的出行。这是我们所说的公民责任（civil responsibility）。

知识分子：不同疫苗的有效性不同，而一些国家获得更有效疫苗的能力有限。这种情况将如何影响全球防疫的效果？

袁国勇：这是非常糟糕的，因为没有疫苗的国家就像不停燃烧的野火，直到整个人口达到自然免疫。病毒载量在整个人口中会越来越高。这意味着更大的病毒变异的可能性。病毒可能会变异到目前的疫苗失效的程度。而这会影响全球抗疫的进程，也会摧毁发达国家控制疫情的成果。但这是政治，而作为科学家，我只能说这不是件好事，而我能做的也很有限。

 病毒学研究，要广度也要深度 

知识分子：新冠疫情以来，美国FDA批准了两种药物瑞德西韦和巴里西替尼（Remdesivir, Olumiant）用于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而英国药品和保健产品监管局刚刚批准新药莫纳皮拉韦（Molnupiravir）的上市。你在对新冠病人的治疗中是否采用了这几种种药物，效果如何？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药物研发困境有哪些？

袁国勇：我还没有，我们的医院正在购买这些药物，所以我还没有个人的使用经历。但数据看上去很有希望。之前瑞德西韦（Remdesivir）不起作用，我们用的中和抗体结合疗法有效果，但效果仅限于早期病人，而且药价非常昂贵。现在的这几款药物相对价格低一些，应该在未来的临床中考虑使用。

不过，它们对重症病人的效果仍然没有定论。目前，针对重症病人，我们只能使用类固醇或免疫调节剂，我们还需要更强效的药物。

知识分子：你曾经说过未来五到十年很可能会有另一个新的病毒造成大流行。你对于未来的病毒的预测是什么样的？

袁国勇：我们不能很武断地说下一次冠状病毒的流行会在之后的五年或者十年发生，我们只是知道它一定会再来。我不能很确定的说（就是五到十年），也可能会是二十年。但在哪里发源？来自哪个物种？这些都没有办法提前预知的。我们唯一能推断的是像比如流感病毒已经爆发了这么多次，那么之后也一定会出现流感病毒的再次流行。对于冠状病毒来说道理是类似的，当已经出现了SARS-CoV-1，MERS-CoV和SARS-CoV-2之后，也很可能会出现病毒的第四次流行。

虽然也有可能是其他种类的病毒，但是冠状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大。能够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airborne virus）和RNA病毒尤其危险。如果是通过食物或水传播的病毒，加热水和食物可以限制传播，虫媒病毒，可以通过杀灭昆虫来控制，但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很难预防，平时大家不戴口罩，即使戴口罩也没法百分百防止感染。

知识分子：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病毒学研究和病毒学家？

袁国勇：我们需要那些非常专注于研究新发病毒的生物学家，需要专注于野生动物、动物-人交互和病患研究的病毒学家。他们最好能在这三个方向上都有洞见，如果只专注于一个点，可能就无法了解哪些病毒可能会入侵。要广度，也要深度。这样的病毒学家不好培养。当然，我总是跟同事说，临床经验非常重要，我总是从临床开始，去见病人。SARS的时候，我自己去见了病人，收集样品。这对病毒学家或者微生物学家是非常重要的。

知识分子：你这次获得 “未来科学大奖”，有什么想说的吗？

袁国勇：获得这个奖我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惊喜。因为在中国有很多优秀且努力的科学家。我个人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新冠疫情，我也不会获这个奖，所以也有很多运气的成分。因此，我会把这个奖的奖金捐赠给香港大学作为应对新冠病毒之用,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培养新一代、比我优秀的科学家投身在生物和传染病这个领域。

图3 11月10日，袁国勇在香港大学和未来科学奖合办的学术会议上发言 | 拍摄：陈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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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陈婉莹

资深新闻工作者

王一苇

《知识分子》主笔

王怡心

香港大学医学院四年级博士生，导师为袁国勇，研究新冠病毒有关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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