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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蔡楚芸    贺光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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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位时代到后单位时代：

公私领域的融合和再分离

传统的家庭和性别角色研究认为，工业革命催生了以男人为中心的工作场所（公共领域）和以女人为中心的家庭（私人领域）的分化，形成了 “男主外、女主内” 的性别分工。

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实行的单位制度承担了许多诸如托儿、家务、养老等社会再生产职能，使妇女的家务劳动社会化，促进了公私领域的融合，缓解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紧张关系，女性劳动参与率得以提升。然而，单位制度并不能对东亚长期存在的儒家父权文化产生实质冲击，家庭内部的性别化家务分工依然被保留下来。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单位制度逐渐瓦解，之前由单位协助承担的育儿、护理工作重新由家庭（尤其是女性）来承担，导致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再次分离。

在某种程度上，单位制度的式微促进了保守性别文化回潮，在价值取向上，女性被期望要以家庭为重心；而在现实层面，随着国家不断从私领域撤离，在存留的性别化分工模式影响下，大多数家务依然由女性承担，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升级，加剧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劣势。

因此，一方面，女性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照顾家庭，使得他们难以全力经营事业，进而影响其向上流动的机会（向上流动包括同一个单位的升职以及换到其他公司后职位或职业的社会经济指数[ISEI]提高）。另一方面，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可能会使女性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同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许多企业以经济效益为导向，出于对女性结婚生子后会减少对工作投入的预设，在招聘、提拔和裁员上也会存在隐性的性别歧视。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贺光烨和上海纽约大学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吴晓刚最近在 Demographic Research 发表了一篇论文（He & Wu, 2021）。在研究中，他们用2008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中的有关个体工作史的回顾性数据，基于公私分离的理论背景（Ji et al., 2017），考察在改革时期婚姻与育儿对城市女性职业流动的影响。为了捕捉这些影响随市场改革逐渐深化的变化情况，他们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改革阶段的情况。他们将改革分为三个阶段：

● 早期阶段（1978-1992年），此时的改革从农村开始，逐渐向城市转移，但基本经济体制不变；

● 中期阶段（1993-1998年），1992年邓小平南巡，要求进一步进行市场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后期阶段（1999-2008年），国有企业进行实质性重组和激进的私有化改革。

后单位时代

已婚已育妇女会面临更大的就业劣势

研究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工作上较少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更有可能因为家庭原因而离开劳动力队伍，从而拉大了两性的职场差距。

一方面，女性婚后职业向上流动的几率比婚前低41.2%，而退出职场的几率则是未婚女性的2.42倍。而对于男性而言，无论是职业流动还是离职的可能性，都不受婚姻状态影响。

另一方面，在母职期待下，生育子女之后，女性可能会因抚养照料子女孩子而面临职业生涯的中断或受阻，即母职惩罚。但在单位时代，单位制度提供的福利支撑着女性就业，女性在生育之后退出职场的可能性较小，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型，中国进入了后单位时代，生育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劣势被强化，且市场化改革越是深入，这方面的劣势愈是凸显。

同时，研究显示，相比改革初期，在改革后期，已婚女性在生育之后更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且这种退出主要是非自愿的。与改革初期和改革第二阶段相比，在改革后期，婚姻对女性职业向上流动和就职的可能性的负面影响明显增强。这一时期女性婚后相比婚前其职业向上流动的几率比改革初期低54.3%。

而对于男性群体，改革开放三个时期不论是婚姻还是生育，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似乎都没有显著差异。但在改革后期，育有未成年子女甚至会促进职业的向上流动，这与父职奖励的现象一致。

此外，市场化对女性职业的影响还得到了以下证据的支持，即与私营部门相比，女性在公共部门更有可能经历向上流动，更不可能退出劳动力队伍（特别是非自愿的），而且女性在职业发展上的部门差异大于男性

结    语

本研究描绘了国家从私领域退出影响中国城市性别分层动态变化的独特路径，并展示了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差异在生命过程中的积累过程。在后单位时代，面对社会福利的不足和母职惩罚，年轻女性寻求传统的家庭支持来缓解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冲突，如与父母同住、隔代抚育等。但这些措施只是权宜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两者的冲突，需要实质的性别文化转变，而这又要以变革性的社会政策为支撑，在私领域提供社会福利减轻职业女性的家庭负担，在公领域遏制性别歧视，从而才能促进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